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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李煜词艺摭谈 五代词有两个中心，一在西蜀的成都，一在南唐的金陵(今南京)。西蜀词奉温庭筠为鼻祖，词风香艳软媚，大都为公私宴集间的应歌之作。公元940年后蜀赵崇祚编定《花间集》十卷，就是这一派词的总结。南唐词较西蜀词稍晚。不过《花间集》结集时，除李煜仅四岁外，冯延巳三十八岁，李璟二十五岁，都已经染濡词笔。但南唐词人，不取温庭筠以来宫体与丽情的旧的作词蹊径。他们兴当时流行的短曲令章，抒写发自生活实感的人生的怅触与哀愁，情致缠绵，吐属清华，在花间词派之外另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境地。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冯正中堂庑特大，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词在晚唐五代尚是一种新兴的诗体，摆脱“花间派”风月脂粉的氛围而转向正常的抒情道路，并从而确定了文人词的抒情传统，这就是南唐词，主要是李煜词在词史上的贡献。 李煜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本名从嘉，即位后改名煜。当时南唐臣服于宋，故除去帝号，只称国主，史称为李后主。李煜的艺术才能很高，工书画，明音律，擅文辞。但作为一个孱弱的小国之君，却是个屈辱者与不幸者。他二十五岁即位，无力应付强邻日逼、国势日蹙的危局，几乎在惊惧疑虑中惴惴度日。三十九岁时，宋军渡江南下，李煜遂身为降虏，在汴京过了二年多的阶下囚生活。他在与金陵旧宫人的信中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最后在七月七日生日这一天，被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煜的悲剧，在五代十国转向北宋的统一过程中，不过是个时代的插曲。但这个错生在帝王之家的艺术种子，倒因过度的痛苦和不幸，催化出落为一个善唱哀歌的大词人。 李煜传世词不多，南词本《南唐二主词》著录李煜词三十四首，王国维跋谓出于南宋初辑本，“且半从真迹编录，尤为可据。”李煜词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开宝八年(975)宋灭南唐为界。前期词二十余首，已显示出李煜才情酝藉而又多愁善感的特点。如《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砌下”二句，形神俱美。花下久立，恋恋不去，落梅如雪，一身素雅，是个深情地痴立的怀人形象，境界很高洁。落梅兼喻愁思，表现离情既多且乱，拂了还满，而又洁白如雪，十分纯洁。《花间集》中就难于找到这样的词境和格调。 李煜后期词仅寥寥数首。但这几首亡国后的词，凝聚着他的诗人气质与艺术才华，哀伤身世，寄慨深沉，赢得后世众多同情。李煜词能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虞美人》、《浪淘沙》诸作，使他无可争辩地成为五代时最优秀的抒情词人。 流传至今这些作品带有明显的帝王生活的烙印，就思想内容而言，似并无多少可取之处，但在艺术上确有独到的地方。它摆脱了主要在北里教坊、绮筵绣幌中发展起来的文人词的应歌传统，开始突破了以写艳情为主的“花间派”樊篱，从而扩展和提高了词的表现生活和抒发感情的能力。此诚如王国维所指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李煜词艺最基本的特色有如下四点： 独抒性灵、非为应歌的真情美 词在隋唐时代伴随着当时新兴的音乐——燕乐而兴起。词原本是为这种新兴音乐的不同曲调所谱的歌词。晚唐、五代的文人词大都为应歌而作，供娱宾遣兴之用。从今存温庭筠的词看来，基本上都是为乐伎歌唱而写，《旧唐书》本传称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晚唐另一位著名文人词家韦庄，虽有部分作品(如[谒金门]“空相忆”、[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女冠子]“四月十七”等)是作者的自我抒情，但仍有不少是以能密切结合音乐、传唱于乐伎之口为主要特点的樽前清歌。为应歌而作的传统，极大地限制了词的健康发展，使它在成长为独立的抒情文体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李煜是南唐的亡国之君，经历了由皇帝而沦为囚徒的剧变。他采用词的形式来倾吐“日夕以眼泪洗面”的屈辱生活所带来的深哀巨痛。这些作品不但与应歌的创作目的了不相涉，而且也完全洗去了其前期词中常有的朝歌暮舞的游宴气息。它们已不是娱宾遣兴的手段，而是抒发性灵的工具。清末词家周颐也看到了这一点，故其《蕙风词话》称：五代词人，“其铮铮佼佼者，如李重光(按：李煜字重光)之性灵……”。李煜的这些独抒性灵的作品，具有真挚的感情形态。词中所反复咏叹的对往昔的留恋和追悔之情，都确是从肺腑中流出、由血泪凝铸而成的，因而显得格外真切、格外沉重。例如，李煜被俘以后，在词中常常写到做梦：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望江南]) “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 这是他对失去的故国昼思夜想、以求短暂的精神寄托的必然结果。因而是他生活的真实纪录，也是抚今追昔的亡国之思的坦诚流露。但是，梦境毕竟是虚幻的，现实也终究无法忘却，大好河山一旦失去，便永无再见之期，梦里片时的欢乐，只会倍添醒后的哀伤痛苦。“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就是这种人生体验的告白。其情哀伤、真挚，“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真挚的感情形态，使李煜词具有一种特殊的真情美。这种真情美不但充分体现在[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为大家所公认的名篇中，而且也体现在其他比较一般、乃至有争议、被误解的篇章中。 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系李煜被俘北上后追赋之词，写的是亡国的亲身经历。虽苏轼对“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颇有微词，他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东坡志林》)也有人从回护的愿望出发而认定“此决非后主词，特后人附会为之耳。”(袁文《瓮牖闲评》)但是，这首词毫不做作、毫无掩饰地写出了作者真实的生活和独有的感情，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李煜词独抒性灵的真情美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对这种被真挚地抒发着的感情本身，也必然持无保留的赞赏态度。因为艺术的情感性特质既有其真实性品格，也有其思想性品格，感情的真挚程度与感情的思想品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二者之间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的。 自然真率、风貌天成的本色美 自温庭筠起至五代，花间派词人所作以秾艳香软为基本特色。辞藻富丽、琢句精工的温词便是其代表，多以工笔重彩刻意于人物容貌、体态、服饰、环境的涂绘，形成了“画屏金鹧鸪”(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温词的评语)式的风格。因晚年身为蜀相，故亦列名“花间的韦庄，则于温词之外，另开途径。他的词以疏朗清丽、明显吐露见长，呈现出“弦上黄莺语”(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韦词的评语)式的风貌。至于年辈长于李煜的南唐词人冯延巳，则兼类温、韦，又不同于温、韦。其词之多采近温，而较少雕琢；其词之情深近韦，而感伤气息更浓。王国维《人间词话》以“和泪试严妆”五字评其词风，确有见地。 李煜的前期词中，有一部分是描写灯红酒绿的宫中生活的，如：“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玉楼春])、“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绉。佳人舞点金钗溜。”([浣溪沙])。这些作品，就思想内容而言，可视为齐梁宫体诗之余韵；从表现方面来看，也仍偏于浓彩华藻。不过，代表李煜词基本风貌的并不是这类作品，而是那些独抒性灵的篇章。在那些作品中，词人的感情表达方式有个明显的特征，即：任情率真、自然流淌。不无病呻吟，不扭捏作态。与此相应，在具体表现手段上，作者完全摈弃了雕绘涂饰的“严妆”，也很少作薄施脂粉的“淡妆”，而是属意于秀色天成的“白描”。我们应当承认，“严妆”或“淡妆”的风格，也是一种美。李煜词中展现的是另一种美，那是一种不假雕琢、不赖妆饰的美，也就是“本色”的美。诚如周济所论：“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介存斋论词杂著》) 试以[虞美人]为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感时伤怀，当是立春日或元日之作：“昨夜又东风”是说时节变换，春回风转，楼头东风报春，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岁时广记》卷七引《古今词话》记庆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立春，次日为四年元旦，晏殊于西府宴席上作《木兰花》词：“东风昨夜回梁苑。”坐客皆和，首句都用“东风昨夜”四字。这就是用李煜词语以咏新春伊始的。李煜在汴梁两度遇上新春，“又东风”的“又”字表明这是后一次，也就是李煜四十二岁将死的那一年。李煜入宋后上表说，“臣亡国残骸，死亡无日。”一个落于敌手的亡国之君，新春对他来说不是预示着生命和希望，茫茫来日带来的，只是天边的愁苦。上片四句，第三句与第一句承接，是说岁月滔滔，依旧春花秋月，第四句与第二句承接，是说往事历历，故国不堪回首。前者谓宇宙无情，后者谓人生长恨。这是郁结于李煜心胸的无可解脱的矛盾和痛苦，由于时光的消逝而愈益加深。“雕阑玉砌”二句接续上片。“应犹在”，设想旧宫依然；“朱颜改”，痛惜人生短促。往事一去不返，故国故人也不可复归和重逢，因此更感到陷于无望，抱恨终天。结句以“一江春水”的无穷之恨来总括此际的新春之感，就很自然和恰当了。 以水喻愁在唐诗中已为常见，不少名句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它的含义。但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却有它特殊的艺术魅力。除了一般说的以直观写感受，借鲜明的形象表’现难以名状的抽象愁思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以日夜奔腾、浩浩东注的大江流水，比喻汹涌而至、无休无止的愁人思绪，景象充实阔大，富有气势和力量。令人感到这不是区区的个人哀怨和琐屑细微的闲愁，而是包孕着重大而深沉的悲剧性因素。这样的愁思，将是不可抵御的，也是不可排解和消弭的。二、出以问答。“问君能有几多愁”为下一句起了提顿蓄势的作用，使“—江春水”这个名喻得到有力的烘托。末句又发挥了词体长短句的特点，用九言长句把长流不断，倾泻而下的江流气势写得很足。“恰似”二字虽只是领字，但在这里起落回旋，使整个词句的语调具有沉重感，表现了感情的重量，光用七言句就难以有这样的效果，短促的音节则更不行。试将这两句改成五言：“君有几多愁，春水向东流”顿时显得气度局促而无深长之味了。词调长短句法的长处，在李煜手中用得很好。 这首词不加掩饰地抒发了强烈的故国之思，纯以质朴自然的语言，咏叹着自身的遭遇，诉说着人生的愁恨。它不追求色彩画面之美，也无意于章法结构之妙，既不借助于用典使事，也不乞灵于僻字奇语，不雕饰，不模仿。情是真率而发，词如脱口而出，表面上朴素无华，实际上通体光彩。这就是周之琦所谓的“天籁”(《词评》)，也就是陈廷焯所赞许的“词场本色”。(《白雨斋词话》) 应该指出的是，李煜词的这种“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的本色美，是以高度形象化的表达为基础的。因此，其真率而发的感情，并不给人以直露、空泛的感觉。如上述[虞美人]词中“何时了”、“知多少”、“不堪回首”云云，都是故国之思的真挚而直接的抒发，但作者最后则把这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化为一个总体形象：“一江春水向东流”。极为生动地显示出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的状态。李煜在他的许多言愁写恨的词里，都表现出将抽象的愁恨化为生动具体形象的非凡才能。除[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外，其他如“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相见欢])、“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都是写愁的名句。 大处落墨，明净深沉的意境美 李煜之前，文人词所表现的内容大都是男女相思、离愁别绪，题材、意境都很狭窄。如温庭筠，他的词主要描写女子生活情绪的各个侧面，配上以绮靡浓丽为主调的色彩匀称的环境，从而构成各式谐和精美的闰情图画。不但表现的题材过于拘狭，而且不少作品尚未能形成浑然的意境，还停留在“句秀”(王国维《人间词话》语)的阶段。韦庄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飘飚于风雨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那些自我抒情的作品，殆非为代言体以应歌的温词所能比拟。一般尚能做到似直而纡，似达而郁，当得“骨秀”(王国维《人间词话》语)二字。但是，题材仍未越出浪游生活和个人情事的范围。冯延巳词虽色彩较浓，还未脱“花间”面貌，但具有较丰富的情感，有些作品还寄托着自己的怀抱和对时事的感触。就题材而言，确乎有所开拓，这大概就是王国维称之为“堂庑特大”(《人间词话》)的缘由。然而，当我们翻阅《阳春集》后便会感到：冯词终乏开阔手段。视野、取景，类不出乎凤楼小阁、绣床朱栏、鸳鸯香径、帘间飞燕等等。 李煜词(主要是他的后期词)从题材到意境摆脱了花间派的窠臼，它超越了一己情事的咏叹，取喻事物亦较为阔大。在这一点上，比起温、韦、冯的作品来，确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李煜本人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处境经历，对此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在这位曾为南唐国主的大宋囚徒的心灵中，亡国之恨是最巨大、最强烈的哀痛。因此，对个人情事的描写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他的后期词领地，而亡国之君的此情此景，也决非他人(如冯延巳)所能体会、所能摹绘。诚然，由于李煜的生活面毕竟还是相当狭窄的，所以其作品中仍以“春风”、“秋月”、“流水”、“落花”为多，而且他的“故国”之思，也离不开“凤阁龙楼”、“玉树琼花”、“雕栏玉砌”。然而，我们不能否认，除此之外，李煜词在江山的留恋中还蕴含着往事的追悔，在历史的回顾中还包孕着人生的思索，从而具有较为广阔的内容和较为深沉的意境。王国维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人间词话》)，确是不错的。 李煜词的意境美，具有明净、深沉的特征。它不同于“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式的烟水迷离之致，也不同于“似花还似非花”式的不粘不脱之美。它的美，不是在一个个的意象引起的广阔联想中朦朦胧胧显现出来的，也不依赖于细部的刻绘，而是多从大处落墨，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望江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等等，其感情是浓郁的，形象是明晰的，意境是了了分明的。读者还不难有这样的体会：李煜词虽然绝不给所要抒发的感情蒙上层层烟雾，以让它在烟雾中忽隐忽现。但是，它并不缺乏令人于咀嚼中回味的力量，从而形成了明净而深沉的意境美。这是与他善用比兴手法密切相关的。如[相见欢]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林花被风雨摧残而匆匆谢去，是以赋笔写景，但赋中已兼含比意：南唐的灭亡。“朝来”句明写摧落春花的“风”“雨”，实喻导致国祚难继的人事。初看单纯明净，似能一眼见底；细品则如食橄榄，个中确实“别是一般滋味”。这样的例子在李煜词里，并非只此一处。 自然明净，含蓄深沉的抒情美 李煜词善于从生活实感出发，抒写自己人生经历中的真切感受，这对抒情诗来说，原是不假外求的最本色的东西，因此无论伤春伤别，还是心怀故国，都写得哀感动人。同时，李煜又善于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结合起来。亡国之君的李煜，在词中很少作帝王家语，倒是以近乎普通人的身份，诉说自己的不幸和哀苦。这些词就具有可与人们感情上相互沟通的因素。“春花秋月何时了”两句，触及到宇宙无情和人生长恨的矛盾，这是多少人曾经探索过的严肃的人生命题。“一江春水向东流”所喻示的无穷愁思，确也不限于李煜这样的弱国孱君。它以沛然莫御的气势冲击人们感情的堤防，不难引起众多读者的同感。至于“别时容易见时难”，更是人们在生活中通常会经历到的一种人生体验。与其说它是帝王之伤别，无宁说它概括了离人们的普遍遭遇。李煜词大都是四、五十字的小令，调短字少，然包孕之富，寄慨之深，没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是做不到的。 如上所述，在词从娱宾遣兴的应歌工具发展为抒发性灵的独立文体的历史过程中，李煜做出了超过任何前代词人的贡献；而他的那些感动着世代人心灵的用心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代表作，也为后世提供了艺术范例，对婉约、豪放词家，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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