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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擅长逃脱的三名将军

 屋檐下过客 2014-04-04
一、何竹本
(1909-1995 ) 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14期毕业。陆军少将,第一兵团参谋长。历任预备第10师上校参谋长,参加常德战役,身负重伤。伤愈后任第3师副师长(师长周庆祥)。在衡阳保卫战中,何竹本在衡阳沦陷时率领官兵300余人成功突围,后升为第10军参谋长
1946年国民党整军,第3师整编为整编第3旅,原师长周庆祥他调,副师长何竹本继任整编旅长职。全美械装备。定陶战役中被歼灭。旅长何竹本逃回。
定陶战役后重建整编第3旅,仍由何竹本任旅长。1947年11月,何竹本调任第49旅旅长,由雷自修继任第3旅旅长。1948年9月22日何竹本晋升陆军少将。
1948年9月第49旅恢复师番号,任第18军第49师师长。1949年12月15日随第12兵团在双堆集被歼,何竹本逃脱。
1949年8月重新成立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何竹本任参谋长。1949年12月退入越南。
1953年随留越部队船运回台湾。
年谱:
湖南省醴陵县泗汾乡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四期毕业。
1929年5月军校毕业后任交通兵团参谋、连长等职。
1935年12月考入陆大正则班第14期学习。
1938年7月陆大毕业后派任军委会通信指挥部中校参谋主任。11月升任通信兵独立第2营上校营长。
1939年12月调任第8军参谋处第1科上校科长。
1940年5月调任第99军参谋处上校处长。
1942年5月升任预备第10师少将参谋长。
1944年9月升任第10军少将参谋长。
1945年2月兼任第3师副师长。
1946年3月18日升任第3师少将师长。4月第3师整编为第3旅,改任少将旅长。
1947年11月调任整编第49旅少将旅长。
1948年9月19日整49旅恢复第49师番号,改任少将师长。同月22日晋升陆军少将。
1949年2月调任国防部部员。8月派任第1兵团参谋长。12月随军撤往越南富国岛,改任驻越国军管训总处参谋长兼预干班副主任。
1953年7月前往台湾,调任第11军官战斗团团长。
1954年10月调任第9军副军长。
1958年3月调任第8军副军长。
1961年10月调任陆军总司令部作战计划委员。
1966年退役。
1995年3月21日病逝台湾台北。

胡琏为国军名将,在南麻战役、淮海战役(徐蚌会战)、金门炮战都闯了过来,可有这么一位竟然和他差不多,列为请看:

何竹本三次出逃的经历十分传奇: 
  其一,在衡阳之战中,第十军孤军坚守,被日军围攻47天,破城后,军长方先觉及其下数千官兵被俘,独独何将军带着300将士逃出,非常人所能办到。 
  其二,定陶战役中,整编第三师被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唯独何竹本为整编第3旅的旅长,带着500人逃脱。 
  其三,徐蚌会战,何竹本担任四十九师师长,编在十八军辖下,随着黄维的十二兵团被围双堆集,连兵团司令官黄维与十八军军长杨伯涛都作了俘虏,他却又从重围中逃脱出来,不得不令人叹为神人!

何竹本 (1909-1995 ) 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14期毕业。陆军少将,第一兵团参谋长。历任预备第10师上校参谋长,参加常德战役,身负重伤。伤愈后任第3师副师长(师长周庆祥)。在衡阳保卫战中,何竹本在衡阳沦陷时率领官兵300余人成功突围,后升为第10军参谋长 
  1946年国民党整军,第3师整编为整编第3旅,原师长周庆祥他调,副师长何竹本继任整编旅长职。全美械装备。定陶战役中被歼灭。旅长何竹本逃回。 
  定陶战役后重建整编第3旅,仍由何竹本任旅长。1947年11月,何竹本调任第49旅旅长,由雷自修继任第3旅旅长。1948年9月22日何竹本晋升陆军少将。 
  1948年9月第49旅恢复师番号,任第18军第49师师长。1949年12月15日随第12兵团在双堆集被歼,何竹本逃脱。 
  1949年8月重新成立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何竹本任参谋长。1949年12月退入越南。 
  1953年随留越部队船运回台湾。

第一兵团参谋长何竹本与退入越南的国军命运

949年12月,国民党军在湖南、广西、云南兵败后,有成建制部队30000多官兵退入法殖越南,居留长达3年6个月。

  假道入越

  蒋介石嫡系黄杰第一兵团于湘桂作战失利,余众17000人由昆仑关西撤。12月4日决定沿桂越边境开进云南,突闻百色已为解放军攻取,12月9日又悉云南卢汉“投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电示黄杰,当前情势“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以安全为第一”,争取转进海南岛。陈诚自台北电黄称:“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情况看,恐事实上难于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黄杰召集团以上军官会商,一致决心“假道入越,转运回台”。黄遂电禀陈、白,并派员致文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比荣和驻越法军总司令班加吉中将洽假道事宜。12月12日,由黄兵团参谋长何竹本少将与法国谅山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在峙马屯签订“假道协定”。法方同意。华军以500人为一队入越;武器暂由法军封存;法方负责沿途安全警戒及提供食品;华方保证纪律严明,不扰法越民商。

  黄杰所部经宁明抵达边境爱店,该村与法军筑有碉堡工事的峙马屯相望,中间隘谷正成天然分界。1949年12月13日上午9时起,按先眷属、平民,次伤病(法方派有卡车载运病弱),后官兵,自爱店陆续过界。

  除黄兵团官兵,还有随行湘桂地方团队游杂、警察、流亡学生和平民(后续桂系部队及26军入越,也有上述人员同行),经禄平、谅山于12月18日抵达法方指定的蒙阳,即为法军监管软禁。蒙阳是废弃煤矿,因三面环山,即使大晴天也只有中午才能见一丝阳光,故名。但见荒烟蔓草,荆棘丛生,蚊蝇蛇鼠逞虐,既无房舍也无水电。官兵人等上山砍木斩草搭建草棚,半个月后稍安顿。法军常来搜抄,银元手表亦夺取。主食法方供每人每天米4两,官兵水土不服多病少药,死亡不断。

  李宗仁、白崇禧赖以纵横神州30年的桂系部队素号精锐,于1949年下半年遭解放军全歼灰飞烟灭。桂系残军,主要是张淦三兵团126军张泽湘和徐启明十兵团46军谭何易各一部,由龙州逃入越南,两广地方团队跟进,共万余人。由法军遣去莱姆法郎居住。越北该地自然环境好于蒙阳,生活遭遇与黄杰部同。

  国民党中央军嫡系26军一部3879人,由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26军军长彭佐熙统率,由云南奔窜越北莱州。被法军送金兰湾羁居。

  另外,由越南国民党首领武鸿卿收编广西鲁道源十一兵团一部,组编为越南建国军保大警卫旅,由水口关进越。法殖民当局不同意保大皇家编制,也送到蒙阳。

  至1950年1月底,退逃越南的国民党军共33400余人。

  此后,又有蒋嫡系余程万留滇东南游击的272师残部2000余人,遭解放军追剿,逃到中越边。1951年7月12日偷渡红河时,为胡志明武元甲越盟武装伏击,师长余启佑也坠河死。过河入越后,只剩1023人,由师参谋长张亚龙率队,于1951年7月底抵富国岛。

  国军入越,周恩来在北京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法越当局,指出导致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法方承担。

 转运台湾

  1950年上半年,驻印支法国殖民军与越盟战事失利,蒙阳及莱姆法郎处战火边沿又毗近广西,法军感受中共军队和越共武装的威胁,乃将入越国军迁禁于西南边远的富国岛,住阳东、介多两营区。1950年8月14日至9月3日,遣船南运。

  富国岛东邻暹罗湾,面积600余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大小金门岛;有居民8000,其中华侨近千人。该岛位南海与印度洋交界处,战略位置重要。富国岛气候炎热,蚊子特多又凶,病流行。岛上山区系原始森林。国军官兵头一件大事是向大自然斗争。火烧烟熏,填沟平洼,伐木取藤,兴建成片茅棚房栖身,大力开发,使富国岛渐离不毛。

  1950年3月,黄杰派员返台湾向蒋介石报告情况。4月13日,蒋致电台湾“驻河内总领事馆”转黄杰诸人慰勉,孤军远寄艰苦备尝,并发犒赏金两万美元。国民党军迁居富国岛前,朝鲜战争已爆发,美海空军协防台湾,予蒋军援经援。蒋介石政权起死回生,于1950年10月派“国策顾问”林蔚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胡伟克空军少将一行专程赴富国岛宣慰。自此,留越官兵处境生活有改善,可领衣服、书籍、药品,每人每月发越币30盾津贴零用。此后,不时有台湾“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及社会名人来慰。富国岛地近芽庄旅游胜地及柬埔寨金磅逊港,亦有欧美游客政要闻讯来访。羁越官兵保持了建制和中国人的尊严,与岛民相处和睦,更受西贡堤岸、河内、顺化华侨出于同胞爱心的照应。

  1950年12月,蒋介石任命黄杰为“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司令官”,辖三个管训处,下设总队、大队、中队编制相当于团、营、连,学习训练生活有序。

  黄杰部组织进山伐木,建好民房营舍,造好可容2500人的木棚中山堂;对军官士兵轮训,以木制坦克、枪炮练兵;开办国文及英法日越语进修班;开办中华学校、豫衡联中(师资有的是),培育随军小孩、学生,岛上华侨也送子弟入学;办起油印《护国报》;组建了中州豫剧团(台湾海军陆战队飞马豫剧团的前身)。修整富国岛阳东机场,已可起降中型客机。黄杰诗《富国行》,有“编茅以为屋,削木以为兵,晨兴闻号令,夜半有书声。征衣慰游子,温于父母情,长幼皆有序,众志可成城。”

  当朝鲜战争扩大,华盛顿和巴黎曾多次磋商留越国军处置问题。美方提议,武装部分国军加入与越盟作战。法国顾忌由此会引发中共军队介入越法战争而拒之。法国未能强制国民党军遣返大陆,又不送去台湾,欲用作棋子,望取法国外交利益。而留富国岛国民党军逐步适应环境,力争早日到台湾。

  早在1950年10月,林蔚赴富国岛宣慰时,曾到西贡与法殖当局商洽,和驻印支高级专员比荣谈判,不得要领。1951年春,法军在越北惨败,巴黎特派名将塔西尼中将接任法军总司令兼印支高级专员,对台方及通过美国所提转运台湾事,塔西尼拒绝考虑。1952年4月,台湾“国防部”成立专案小组,密商对法交涉、接运督导、划拨安置事项,加速运作。而由台湾“驻法使馆”与法国外交部交涉及台“外交部”与巴黎驻台北代办罗嘉凯多次交涉,不成(北京与巴黎于1964年始建交,互派大使)。黄杰众官兵乃策划于1951年12月25日,圣诞节,举行大规模绝食行动,以引起国际关注。

  12月25日当天,万余官兵和眷民齐集阳东机场,灶具列一旁,锅底朝天。驻富国岛法军早有准备,将枪炮锁入军械库,表示任由华方处置。从岘港、金兰湾派来法舰在富国岛周围监视,法战机低飞示威。午后,终于出事。一士兵因仇恨法当局苛待,冲入法军营房,夺下卫兵枪支并刺伤该法兵。事发后,双方冷静处理,未有更大冲突。

  1952年,塔西尼病亡,由黎多诺接任,林蔚再访越南商洽,黎多诺原则同意。1953年初,巴黎政府正式通知台北驻法“临时代办”段茂澜,同意富国岛华军赴台。黄杰秘密赴台报告请示,安排接运安置作业(取名“富台计划”)。特在台北、桃园、台中、左营、花莲分别建好“富台新村”。

  1953年5月14日,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电告黄杰“留越国军即全部船运台湾归国,第一批船15日出发”。由海军派舰艇载运,头批三舰艇于5月23日抵阳东,共七批次船运。至1953年6月28日,管训总处在列32457人,除千余人自愿留越外,三万余官兵眷属及平民抵台,分赴新岗位,开始新的人生,为祖国宝岛建设作贡献。留越官兵眷民因恶劣生活环境水土不适缺医少药,死亡者千余人。

  黄杰回台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信任,先为台湾北区防卫部司令官,升陆军总司令,晋衔一级上将。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部长”诸要职。

「十萬大山」有數十萬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獅擋關, 一字排開, 形成難以跨越的天然國界。原始叢林,瘴癘蔓延,濃密處,陽光射不

進來。混亂中大家開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過山嶺,就是越南。黃杰的兵團在前面砍荊棘開路,二四六團的士兵在後面掩護,中間夾著孩子們,疾疾行走。槍聲突然大作,追兵的砲火射來,天崩地裂,戰馬驚起,衝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斷腳斷手像曬衣服一樣掛在雜亂的樹枝上。砲火交織、血噴得滿面,孩子在破碎的屍體中亂竄,這是十萬大山藏著毒蛇猛獸的原始叢林。追兵逼近來滿山搜索時,難民躲在山凹中,學生看見,有母親摀住幼兒的嘴,怕他出聲。再站起來的時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黃杰帶領著三萬多國軍士兵,從叢林中走到了中越邊境的隘店關卡,跟越南的法國將領取得「假道入越,轉回台灣」的協議:

同意分為五百人一組,在指定地點將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護送至碼頭。關於所經路線,由法軍負責一切安全,我方保證軍紀嚴明,並

由我方軍官帶隊。20

協議達成以後,黃杰率著國軍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國境關卡走去,他一再地回頭遠望隘店這邊的山——十萬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溝裡,殘破的屍體還掛在猙獰的樹杈上,指揮官的心情,揉雜著慚愧、不捨,更有孤軍深不見底的悲憤。

出了關卡,部隊五百人一組,進入越南國境。這些士兵已經經歷過的,很難跟別人說明白。連續五個月的肉搏前線,一路上的生死交關,搶灘過江、越嶺翻山,在身邊犧牲的弟兄沒法埋葬,在遠方思念的家人無能慰藉。斷了補給,他們滿面風霜、一身煙塵。他們已經極度疲憊,但是為了國家體面,還是努力挺胸,維持行列的整齊。

三萬個部隊後頭,還有很長一列斷了手、截了腿、削了臉、滿頭包著白紗布的傷兵、抱著嬰兒無奶可餵的年輕眷屬、步履不穩的難民。當然,還有驚嚇不已的中學孩子們。

從南陽出發的五千個孩子,一年後抵達越南邊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沒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後,這三萬多人被法國人直接送進了鐵絲網圍著的集中營,一關,就是三年半。

集中營在越北蒙陽一個大煤礦區的空地上,沒有一個遮雨的草棚。三、四萬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丟棄在那裡,從盤古開天開始,上山砍柴、鑽木取火。蒙陽對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時間,已經出現大片亂葬崗,營養不良、疾病流傳,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幾個屍體,天氣很快就開始熱起來,屍體的臭味一陣一陣傳來,令人暈眩。


21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有時候,在最悲壯的事情發生時,你六十年後最記得的,反而是
——聽起來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榮民工程處負責資料的陳麾東,跟著部隊進入越南時,才十一歲。這十一歲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國人沿著中越邊境滿插法國國旗來標示國界。三萬國軍過關卡時,法國軍官指揮著國軍,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槍一堆,輕機關槍一堆,手榴彈另外一堆。

    在這個時候,突然輪到一整個軍樂隊要過卡了;他們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號小號……這軍樂隊也在戰場上跑了一千公里,翻過十萬大山。

     一個樂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國號,只是不知他的法國號應該屬於步槍、機關槍,還是手榴彈的那一堆,正在猶豫,那個一直在旁監督繳械的法國軍官一步踏上前來,指著樂器,說,「這不是武器,可以帶走。」

    一個完整的軍樂隊,帶著他們所有的鼓、號、喇叭,就穿過了關卡,進了越南。此後的三年半裡,集中營內國歌照唱、進行曲照奏、激勵士氣的歌聲不斷,這個軍樂隊在亂世中維持禮樂。

       小小的陳麾東後來雖然受苦受難,但是他不怨恨法國人。

    禮讓軍樂隊進入越南的那個片刻的決定和動作,在他心中留下了無法忘懷的一種價值意識:那是文明,那是教養。從戰爭的地獄中走出來,一個法國號,像是天使手中最溫柔的武器。

    以後在鐵絲網圈裡生活的三年半,國軍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術一成熟,就用木頭和茅草在金蘭灣營區建築了一個「宏偉」的「中山堂」,各種戲曲的表演,在裡頭「盛大公演」。

    你絕對不會想到,在每天靠配糧、四面站衛兵的收容營裡,還有人會認認真真地成立劇團。河南出來的豫劇演員跟著國軍流離到越南,在富國島暫時安頓下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設「中洲豫劇團」,用最克難的方法,表演給患難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萬國軍被送回台灣,中洲豫劇團繼續發展,培養了王海玲這樣一代又一代的藝人,就是今天台灣豫劇團的薪火傳遞者。

    還記得那本《古文觀止》嗎?十七歲的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給趙連發同學的書,被趙連發一路帶到永州柳子廟,一路帶進十萬大山,一路帶進越南集中營。三百個師生和從前五千個師生一樣,坐下來就讀書。在沒水沒電的越南煤礦區空地上開學,這本從河南南陽帶出來的《古文觀止》,成為唯一的教材。

     校長張子靜要全校學生分頁相互抄寫,人手一份,然後嚴格要求:每個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裡營房失火,一團驚慌中,學生們看見校長從草屋裡急急奔出來,懷裡只抱著一個東西,就是那個海外孤本《古文觀止》——他還穿著睡衣,赤著腳。

    這些河南的孩子們,在永州柳子廟時,讀的是書裡柳宗元文章,現在在異國異鄉的寂寞蠻荒裡,雖然晚上睡覺的稻草墊一翻開就有潮濕的蛆在蠕動,白天,他們卻坐在地上跟著老師朗誦: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

     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從烏坵採訪反共救國軍飛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陸軍司令楊天嘯比鄰而坐。 我已經習慣要問人祖宗三代的出處了,於是探詢他的出生地,他謙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國島。」

     我吃了一驚:這位上將,是富國島鐵絲網裡頭出生的小孩?我很快找到楊上將的父親,追問細節。

     楊景龍,是當年九十七軍的一位營長;九十七軍的二四六團,就是在金城江車站慨然允諾帶著豫衡聯中的孩子們繼續南逃的部隊。從長沙出發時,九十七軍有完整的六萬人,邊戰邊走到了中越邊境時,楊營長身邊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懷著身孕,還帶著兩個孩子,已經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團聚,是在越南的集中營裡。

     鐵絲網裡頭的孤軍,三年半的屈辱和艱苦,在這樣風雨動盪中出生的一個嬰兒,六十年後,變成中華民國國軍的陸軍最高統帥——這個民族和個人的劇本,究竟怎麼寫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國際交涉終於有了結果,因內戰而孤懸海外三年半的國軍、難民、學生,在海防港搭上了軍艦,八天以後,在高雄港上了岸。

    兩百零八個豫衡聯中的學生,其中還包括後來寫了《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在高雄港落地,然後被送到員林實驗中學入學。

    在台灣員林,河南南陽的孩子們,和山東各地的孩子們,跨過大江大海驚濤駭浪,終於走到一起來了。陸陸續續地,更多的少年們來到這裡:香港的、澳門的、緬甸的、舟山群島的、大陳島的……內戰中被機器﹁絞﹂出來的多股殘軍、孤軍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難民,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如涓涓細流,慢慢都匯入了員林實驗中學。

     我偶然看見新聞,國防部長陳肇敏去了豫衡中學六十週年的同學會,心想,慢點,陳肇敏不是個道地的南台灣孩子嗎?怎麼會是那個學校的學生?從香港打電話問他,他笑說,是的,因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個學校,所以是在那樣一個多難興邦、帶點「孤臣孽子」的濃厚歷史情感中長大的,沒錯。「否則,」他說,「我一個草地小孩怎會去投考空軍官校呢?」

    有些軌跡,不知怎麼最後會自己﹁圓﹂起來。三十年後,從火災中抱著《古文觀止》赤腳往外跑的張子靜校長,在台灣將書親手奉還當年的少年學生趙連發,說,「將來兩岸開放後,你回老家時,把書帶回去給馬淑玲,告訴她,校長代表全校師生向她表示謝意。」校長流下了眼淚。

    六十年後,趙連發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馬淑玲,一本《古文觀止》,雙手奉還。完整的一本書,沒少一頁,只是那書紙,都黃了。

二、王奎昌
 
 

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最“幸运”的人

  1947年5月16日,山东孟良崮,战役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这天早晨六时,第1兵团司令部接到整74师参谋长魏振钺的电话,称“匪我伤亡均极惨重,目前略较稳定,请求空投粮弹,并望援军速进”。

  五个小时之后,中午十一时半,整25师向兵团部报告,得整74师通报“粮弹不必再投,希望空军轰炸孟良崮600高地以西各高地”。

  此后不久,整25师再度转来整74师的电报:职师与数倍之劲敌血战三昼夜,官兵伤亡殆尽,援军不至,无力再战,为不辱党国使命,抱定不成功即成仁之决心,发电后,职等集体自杀,以报校长知遇之恩。

  下午十四时,解放军华野第4、第6纵队先后攻上孟良崮。这时,“狂风骤起,尘沙蔽日,继以雨雹”,“各部队无线电话之联络,受天电干扰,仅隐约可听取十分之一二”。整25师和兵团部再也没有接到整74师的消息。

  两天后,5月18日午后,一个负伤的上校逃到临沂,向第1兵团司令部报告了孟良崮最后的情况。

  他叫王奎昌,第58旅第151团团长。

  时间飞逝,二十个月以后,1949年1月10日。

  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第22师的战士押解着俘虏离开铁路旁的小村庄刘集。突然队伍一乱,战士高喊“有人逃跑!”,随后几声枪响划过夜空,或许是因为天黑,加上连日作战的疲累,战士们没有穷追到底。

  不久后他们就后悔了。

  1949年1月9日,第74军从陈官庄地区的主阵地向西突围,军长邱维达和第51师师长王梦庚率部在前,中途遭到阻击。王梦庚亲率特务连突破两道堑壕,遭到解放军反冲锋,中弹阵亡,队伍四散,邱维达随后被俘。第58师退到刘集,筑工据守,直到10日下午十八时被华野8纵22师和9纵一部攻破。在军史上,刘集被称为淮海战场上的最后一个据点。

  逃跑的是这个据点的最高指挥官,第74军第58师的师长——
王奎昌。

  延伸阅读:王奎昌小传

  王奎昌,字震宇,1912年出生于辽阳城内二道街。1930年4月,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工兵科,后又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二期毕业。1937年加入新组建的国军第74军,任74军51师151团团长。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许多重大战役。

  1942年6月,曾率所部一个团于湖南澧县取得牛长岭战斗胜利,毙伤日军13师团之辎重13联队、山炮19联队500余人,俘虏12名,缴获军械甚多。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驻防南京,拱卫首都。1946年初,受副军长张灵甫指派,负责陆空多军种联合演习的具体操办并获得圆满成功。

  国民党整军会议后,74军整编为74师,仍任151团团长。1947年4月,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华野主力歼灭,王奎昌负伤后逃至临沂,后辗转回到南京。1947年夏,74军重建后,升任第58师师长,晋陆军少将。1948年底参加淮海战役,隶属于国民党第二兵团邱清泉部。

  1949年1月,该部于陈官庄地区被围歼,王奎昌被俘,后乘夜色,从俘虏队伍中出逃,解放军士兵追击未果,再一次逃脱成功。74军于浙江金兰地区第三次重建后,仍任58师师长,隶属于国民党第九编练司令部。

  1949年4月15日,58师被撤销后,转任新成立的74军干部教导总队队长。人民解放军渡江后,随部队撤往福建。74军后在福建平潭岛战役中被全歼,王奎昌第三次逃脱后到达台湾。后曾在金门服役。1970年,任国防部第二军团副参谋长。
三、杨朝纶
原国民革命军少将。云南祥云人。1946年初任第60军184师550团团长,6月在辽宁海城被俘,12月逃脱,1947年6月任第6兵团184师少将师长,1948年参加辽沈战役失败后逃脱,在天津成立新部队,城破后又被俘,又被释放,1949年10月回云南任第93军副军长,12月9日在昆明起义。后任解放军暂编13军副军长。后又暗中策应国民党,被枪毙
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七期步兵科。军校毕业后长期在龙云的警卫部队当排长。抗战爆发时,身为第184师543旅1085团连长的杨朝纶参加了徐州会战,在禹王山攻防战中负过伤,并在战后被提拔为副营长。1085团改编为550团后,任第3营副营长。此后经历过南昌会战,再升营长。184师调回云南边陲驻防时期再升副团长。一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当上了550团的上校团长。杨朝纶的战后谐意生活并没过上多久就跟着部队被调到东北同解放军打仗了
 
184师于1946年5月抵达葫芦岛,随后奉命移驻海城。其中杨朝纶的550团被师长潘朔端布置在大石桥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对184师实施进攻时,该师551团被歼灭,潘朔端带着552团困守海城,不久在四面被围援军不至的情况下也宣布起义了。潘在起义的同时,给驻防大石桥的杨朝纶下了命令,要他带着全团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这个时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已经知道了潘朔端在海城叛变的事情,他为了稳住550团,许诺如果杨朝纶能坚持到援军抵达,就提拔他当师长,在此之前准许杨朝纶以代师长的名义对外。杨朝纶得到了杜的许诺,喜不自胜,便拒绝执行潘朔端的命令,决定开打。可还没坚持到援军的抵达,他的团部就被解放军端了,本人也成了俘虏。
杨朝纶被俘后,潘朔端等师部人员鉴于多年同僚的情谊,保举杨朝纶为184师副师长。但杨朝纶心里一直想着他的师长位置,况且他也不看好解放军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便在1946年12月部队北调遭到国军空袭时带着1300来人跑了。
杨朝纶带着千把来人展转回到国统区时,正值第二次成立的184师在河梅口被歼。于是本应接受战败责任的杨朝纶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正式提拔为第三次成立的184师少将师长了。这样一来,杨朝纶见杜聿明实现了承诺,也就铁了心的准备在东北和解放军“干架”了。
184师在七拼八凑的成立后一直担负锦州的城防修筑任务。随着东北国军由攻改守,再改为守点的情况下,184师最终也被迫全部收缩到锦州城内,困守待援了。到了1948年9月解放军对锦州实施总攻,杨朝纶指挥所部付隅顽抗,最后落得个全军覆没的命运。不过他的运气不错,竟然经过化装一路跑到了天津。
这个时候的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也正早扩军备战。为了鼓舞这批从东北跑回来的残兵败将,干脆将他们第四次编组为184师,仍任命杨朝纶担任师长。不过杨朝纶的好日子没过多少时间,天津就被解放军攻占了。184师仍旧全军覆没,杨朝纶逃跑不成,只能乖乖的当了俘虏。杨朝纶被俘后,中共方面正在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卢汉的起义问题。为了表示友好,中共释放了一批在东北战场被解放军俘虏的滇籍军官。杨朝纶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虽然他是在天津被俘,但也被列入了释放名单之列。
这样一个被俘后再叛变再被俘的人,竟然奇迹般的“凯旋”回云南了,杨朝纶因为这些“光荣事迹”被捧为英雄,并被再次的任命为第五次成立的184师师长。由于杨朝纶思想顽固,并且在东北受到过中央军将领的知遇之恩,于是在回到云南后积极鼓吹同“共匪”死战到底,并成为了滇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之一。这样的情况是卢汉所不愿意看见的,为了免去杨朝纶的兵权,便将他“提拔”为93军副军长。得,又是兵败又是被俘的,而且两次当师长两次带着部队走向死亡深渊的人,竟然还被提拔为副军长了。这运气实在不是一般的好啊。
随着解放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云南的国民党驻军在卢汉的率领也宣布了起义。身为副军长的杨朝纶一方失去了中央的支撑,二又没有兵权,也只能顺应时势的跟着部队参加了起义,他的名字荣列起义将领名单之中。接下来93军被改变为人民解放军暂编第13军,杨朝纶继续留任副军长,竟然成了解放军的副军长了。这运气,简直就是出彩了啊。
照理说,国民党丢失了大陆,你就好好当解放军的副军长吧。可杨朝纶不死心,一心期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民党军队能够反攻大陆。结果当云南的中央军反攻昆明时,杨朝纶就计划策动部队做内应。国军撤围后,又从事破坏活动,于1950年初被逮捕关押。杨朝纶的好运到这里算是到头了。同年3月,当年的184师师长潘朔端回到昆明当市长,想当初杨朝纶从解放军这带着千把来人叛变,潘可没少写检讨,弄不好自己也要被隔离审查危急生命。仇人相见又怎能不眼红呢?
对于如何处理杨朝纶,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赓曾经征求过在潘朔端和另两位184师军官马逸飞、魏瑛。三人一致认为杨朝纶该杀。于是由潘朔端主持公审大会,宣判了杨朝纶的死刑。 至此,我们的主角——杨朝纶,算是结束了他这神奇的一生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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