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地处江淮之间，历史上的桐城，声名远播海内，尤其在明、清两代，人文为世所重，而桐城人敢于在明清“鼎革”之际不畏时艰，应对兵荒马乱，苦度饥馑，亦为世人所称道。至今仍为桐城人所津津于口的一句“铁打的桐城”，足以标明桐城这座江淮之间的蕞尔小城，在明末山河破碎的纷乱中,依然完整保全,使百姓免于罹难流离,实在是值得史学家去写上一段。近读有关明末农民战争史料及清初乡贤记述，对桐城在明末遭受兵乱饥谨略知大概。兹将这段历史作一介绍，然不作评判，让读者细细体味。 甲戍“汪、黄之变” 史载，在明代前、中期的二百多年里，桐人“诵读耕桑，民不知兵”。桐城人文杰出，文风昌炽，始于宋元，昌于明代。自明崇祯三年起，荒乱之兆显于乡，邑内多传灾异之象。到了崇祯七年甲戌(公元1634年)，官逼民反，果有“汪黄之变”:邑人汪实甫、黄尔臣(戴名世《孓遗录》写为江国华、黄文鼎，实甫、尔臣为两人字否？)与张愚三人为渠首，觊觎富绅豪门，聚拢党羽数百人，于八月廿三日夜，入城放火，不久即聚众扯旗，以“代皇执法”相号召，结寨于北门城外王庄。黄尔臣为寨长，率众骑马带刀，口称为众报仇。城里巨室尽遭攫掠焚毁，官绅皆束手无策。时兵部职方郎方孔炤居家丁父艰，庐墓三年后，恰逢“民变”，孔炤遂奉命留桐助守。方家向以仁厚称于乡里，孔炤假邀汪、黄来家商议变通之策，汪、黄信而不疑，遂束手被逮。闰八月，安池兵备道王弼带标将潘可大率兵三百至桐“靖乱”，“民乱”方息。后旋有农民军老回回等头目率部攻桐，说者谓甲戌汪、黄之变，实肇其端。 农民军初来围桐 明崇祯七年下半年起(1634——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的农民军已占领河南省全境，至年底晋陕鲁皖告警。“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等农民军首领形成五营联合，时称‘革、左五营’ ,以大别山脉为依托,于皖、豫、鄂三省交界辗转斗争”(引自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安庆地处皖西南，是农民军由豫东入鄂、赣进而入川的主要通道，安庆府时直隶南京，所辖桐城、潜山、太湖及邻县英山、霍山诸县为农民军进退鄂、豫的战略要地。桐城在当时已是江淮名城，巨室大户富甲一方，当然为农民军所垂涎。时任桐城县令杨尔铭，四川人，“少年科第，才识胆略过人，鋤暴安良，视询疾苦”(引自清·王雯耀《全桐纪略》)。杨尔铭与守桐道标潘可大一同，问计于乡绅方孔炤、孙颐、姚孙棐等人，共议守城之法，备战周密：“于城池上十垛竖一高灯，二十垛悬一火毯，每五十垛安二三眼炮，每百垛安一百子炮，城楼下各安大炮一座，又招杨家头、鲁谼山药弩百余手，在城远望，每夜传筹送点，鸣锣击梆，周巡达旦。”(引自《全城纪略·第三纪》) 崇祯八年乙亥(1635年)正月底，农民军头目隔里烟、老回回、过天星、邢红娘、一根葱等率兵到桐城。道标潘可大率明军迎战于东门郊外，可大首战兵败，其部死伤过半。次日农民军奋力攻城：“用屠户肉案，每五张将索缠为一张，以草荐絮被用水湿之，覆其上，‘贼’(时对农民军蔑称，下同)藏在下，推至城边，以大利斧凿砍城砖，自东至向阳门，俱系肉案环列奋砍，石坚不能入，复被城上大石滾油击伤，又用长木梯数十张，掳难民扛抬近城，期一拥而上。因炮石齐下，又放火烧近城房屋，烟雾火气冲天，守垛者不能近视，希一拥而上，城上用药箭百子枪炮，侧打远射，伤者甚多·····”(《纪略·第三纪》) 时县令杨尔铭临阵不乱，与守城明军及乡绅、生员戮力同心，誓死守城。《纪略》是这样描述的：“‘贼’攻三日不得遂，勒索银锭元宝，城上用木为银鞘数十放下，众‘贼’拥抬，银鞘大轰，‘贼’多击死，盖内藏火药铁弹故也。”城内民众也倾力支援，富家拿出薪油酒食犒劳守军，守城将士愈益奋勇，城池无懈可击。几天后，攻城的农民军拔营去往潜山。 农民军第一次攻打桐城，虽守城官、绅、将士慷慨赴斗，城未破，但是双方对抗，使近城居民惨遭屠戮，其状触目惊心：“时近城居民，杀伤数千，或全家死者，或房屋焚毁者，或屋存而家财空者，或器用坛罐甕俱存，内藏男女手、足、头、眼、便物者，或剖去肠胃置豆米喂马者，或缚人裹油燃灯祭猖者，或剖孕妇胎，或穿小儿腹，种种残毒，不可胜纪·····”(《纪略·第三纪》) 农民军再攻桐城 农民军西去后，县令杨尔铭马上召集军民公议下一步守城之策，计有十条，即：修城门、增窝铺、修垛口、请援兵、备兵饷、严侦探、长驻兵、查文书、谨盘诘、增兵械。明朝政府为截断农民军由豫入鄂的通道，调整了皖西南的战略布署，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改安池道为安庐监军兵备道，史可法任监军，驻扎庐州，统军御“贼”；潘可大虽丧师，但浴血奋战，保桐有功，升任安庆大营守备。 崇祯八年八月，农民军头目老回回等拥军万余自河南直逼凤阳，颖州、毫州两地告急。为防农民军入皖西南，史可法驰书都督许自强率兵五千至桐城，史可法亲率主客官兵三千，由舒城至庐江堵截。农民军自颖、亳过英山、霍山，出舒城欲进桐城。史率部退至桐境北峡关与许都督备战迎“贼”。老回回部众见势，不敢入桐，复由英、霍过黄麻西去。 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五月，农民军头目实反王齐天圣、一斗粟等由六安至安庆境内，迅即移驻桐城四乡。知守城甚备，难以攻取，遂于四乡侵扰，乡民多遭洗劫：“乡人避‘贼’不及，犹云‘贼’少民多，俱持刀格斗，多被‘贼’杀，继则‘贼’多民少，日间‘贼’营四布，夜间火焰烛天，潜逃无所，俱被砍杀，近山者逃入峻岭深树，天雨寒冷，湿透衣服，人多冻死，稍霁，又因小儿啼哭，‘贼’闻捜捕，受累甚多。嗣有小儿啼声，即时闷死，入山洞中者，用烟熏出，唯近水登舟者得免。”(《纪略·第七纪》) 乡民群起反抗：民有胆略者，山头遥望，知其“马贼”数十入鲁谼山掳掠，居数，率众置网，截“贼”出路，复用药弩炼刀火铳，如追鹿法，名荷包阵，网到“马贼”数十骑，斩首级，奔城报功…… 早在崇祯十年四月，刘良佐统淮兵七千驻防桐城，五月立桐标营，史可法以标官张韬为千总，管桐标事，募乡勇三百。八月，农民军头目紫金梁、左京王、老邢六队自麻城入潜山旋进桐城境内，千总张韬战死于项家河，史可法遂差官请黄得功来援。黄率部驻桐城东门，农民军放弃攻城，城围遂解，此为黄得功初解桐围。 祟祯十一年戊寅(1638年)，县令杨尔铭组织修筑拦马墙，工程浩大，周围全城，《纪略》载大致走向：“北自桐溪河岸起，绕东门向阳门河岸，转从南门焦家巷，横插五印寺，至西门大街而上，至西山旧城脚，绕太霞宫后，玉屏山岭，转祈雨顶，过便宜门关厢，上县后金盆土山，下至桐溪塥沟口河岸墙合界。” 三月，农民军头目整世王混天星、荆联子等部众攻破关厢，正谋攻城，适逢江西巡抚陈咨送守备张宝山，带川兵一百余名往庐州投史可法，过桐遇农民军攻城，将混天星一伙人马杀退。史可法遂以宝山补桐城标营。四月初旬，紫金梁、邢管队、过江王等部众由潜山入桐境陶冲三湾等处焚烧，史可法檄请凤阳镇抚牟文绶同淮兵万余，与农民军激战于西郊七面河。明军一度受困粮绝炊断，县令杨尔铭号召乡民收取熟粑果饼面食约百余石，运供淮军。杨县令又命城中勇者携火把、金鼓、铳炮由便宜门上毛狗洞呐喊，被围明军奋勇杀出，农民军疑明军援兵到来，便解围而退，城又得保全。 八、九两月，农民军又两次至桐，“先是焚掠四乡，谓乡空城亦空，一鼓而登，可坐破也。”均未攻进城内。 张献忠率部攻城 祟祯十五年(1642年)春节过后，张献忠亲率农民军自无为间道至桐城，屯北峡关，深夜遣兵攻城未遂；秋季，张献忠又由无为入桐，所经沿路，尽为掳掠。张献忠在天林庄开宴庆寿，《纪略》也有描述：“(张部)到天林庄资福寺地方，做戏开宴，庆贺生辰，宴毕进发，环城居住，喊声震地，炮响连天。自称兵威所至，豫楚名城，无有不破。何有于斗大孤城(指桐城)？号令诸‘贼’，克期攻破。”时桐城原县令杨尔铭升任离桐，新任县令张利民，福建侯官人，万历八年进士。邑人说他赋性恺悌，治行正大。此刻桐城守城明军甚少，农民军势大，城破只在旦夕。九月底，黄得功到桐，遂赶至潜山沙河，杀敌数千。黄得功又射张献忠一箭，张策马遁去，城围又解。 “冬，一日黎明，张献忠大队至桐城，绕城四围排扎，张亲往山顶探望，抢驻明军原扎营盘。然后，遣难民砍树挑土修筑高墩：从山脚筑起高墩，渐次近城，期成大路，连城而上，不半日，即筑堤数丈，约三日可与城平等。”(《纪略·第二十八纪》)农民军又于山侧临沟高岸与城相近者暗穿深洞，以期通向城墙脚，穿城安炮，一轰而破。明军知计，乃于所挖城脚处又筑一小城，等到农民军挖穿城脚，以炮火轰击。后明军又募勇士敢死队下城侦察，探知城未挖通。 此时，明军驻钱家书院(钱尚书院?)，张部扎营祈雨顶，两军对峙，战斗一触即发。明军守将罗九武率部在书院山顶安置大炮名“无敌将军”一座，炮发正中张的副将李混江。张献忠移兵西门山毛狗洞，也向城里放炮，却打中自己兵马。农民军攻城日急，明军请援兵马不至，县令张利民与罗九武、诸缙绅、生员等商议：以二十四日为期限，如期大兵不到，地方官可阖门自尽，兵、民任其逃生。黄得功得知桐城告急，于十一月廿一日自凤阳起程，昼夜兼驰，行六百余里，三日到桐。明军与张献忠部初战北峡关。黄得功兵马所向披靡，张部率众退至桐西沙河，又是一番激战：“八贼(对张献忠蔑称)大呼曰：‘黄闯儿(指黄得功)与咱做甚死对头？咱替你挣封公侯，何故如此死杀？’黄公曰：‘只要砍了你，管甚封公封侯。’举刀直砍贼阵。八贼大呼：‘精兵快上。’四面八方，各奋力争先，黄公率大众围砍，人马仆地者千余……。”(《纪略·第三十纪》) 沙河之战，以明军胜而张献忠西走而结束。被掳难民、难妇充塞道路，号哭狼狈，农民军死伤数千。而桐之城池又一次幸免于难。 明军构衅祸患地方 明王朝建立之初，大军所到秋毫无犯。到了明末，政治黑暗，内忧外患，经济萧条，军饷不足，其军队也约束不加，肆意侵凌百姓。自明崇祯七年至顺治二年，守桐的明军在抵抗农民军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百姓骚扰有加，甚至兵祸远胜“寇乱”。崇祯十年十一月，鎮抚左良玉率兵马数万过桐，环四门关厢(城外大街)驻扎。左部军纪约束不严，恣意妄为，侵凌百姓。《纪略》载，左军驻桐时：“连日米豆计二千石，酒席及馈送下程，费用不赀。而关厢内外居民，昼则酒肉米面，任意需索，夜则器用什物，听取烧毁，稍有不遂，刀背乱加，烟雾濛濛，威风凛凛，所幸免者，强掳奸淫耳。”崇祯十六年，左良玉率部又至安庆境内，始而平买，继而勒买，离城则夺，近则奸淫。 桐城人民经战乱后，“兵兴饥疫，数十里人烟断绝，乡城山野，荆棘遮塞，豺狼载道，猛虎成群”。加上明军犯扰百姓,真可谓“寇”乱未除,又遭兵扰,县内西、南、北三乡田亩荒废，道殣相望，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城中富户尽离故乡，流寓江南谋活。城中户口凋残，戴名世《孑遗录》记述当时桐城荒乱景象：“自乙亥以来，江淮兵兴，旱蝗继之，疫疾复起，桐城田亩三十九力，荒者十七八。”时至甲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值明王朝大厦将倾，政府无力顾及地方驻军。桐城境内“寇”去兵来，皖营粮饷不支，明军嫁祸于百姓，其害有九：“一害兵不力作，勒民下田；二害不给沗享，掠民饮食，以为耕之用；三害抢民谷种青秧；四害侵占水道；五害强割稻麦；六害藉口出地种田，夤夜奸盗；七害強占耕牛；八害乡民远避，不敢开荒；九害劫杀商贩，道路不通”(《纪略·第四十纪》)。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进北京，时称“国变”。五月南京福王建弘光政权，仍以崇祯纪年。驻桐孙得胜、罗九武两营实受参将加副总衔。此时，营中乘中外危难之际“有鹰扬虎视、横不可制之意”。顺治二年(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镇守武昌地区的明宁南侯左良玉扯起‘清君侧’的旗号全师东下，声言讨伐马士英、阮大铖”(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兵破安庆，驻桐两营更加肆掠。四月初九日罗九武命五部十司乘机作乱：“先进县衙,拥入宅门.袁令(秉烨)与夫人急起逾墙被执,凡金银器皿,首饰衣服,币帛钱粮,虏掠殆尽。次及佐二，次及儒学，后乃进城劫掠，拷打逼勒，男、妇人等，号泣满路，逃遁无所，如是者三日……”(《纪略·第四十四纪》) 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清政权根基未稳，时局混乱。仅安庆一隅，“怀(宁)清而桐(城)明”。驻桐罗九武、孙得胜两营仍未易帜，便乘机打掳，城中财物搜尽，只得进山围寨，终无果而退。时桐城县令为袁秉烨，袁令与绅矜商议，差人到南京请兵扑剿。罗、孙两人“察知请兵消息，且知出剿之兵不日将到。于是五部十司谕各兵丁收拾辎重家口，并所掠乡城男女，约六七千人，俱作兵装，伺侯起程。又将竹木椅扎成小轿，俟上午将官府绅矜士庶尽杀不留；其壮有力者，选抬妇女，由宜民门进山会营，(欲将)城中房屋悉行烧毁”(《纪略·第四十六纪》)。 罗、孙两人布署已定，便邀袁县令、佐二及学师、绅矜、保人等齐聚县明伦堂，又将城中各巷居民数千人强令至儒学门外站立。罗九武令新三营、小川营营兵数千在东门外驻扎，令本营兵持刀将所桐城地方官民土绅围困于儒学前。六处城门紧闭，大有屠城之势。罗九武以刀逼袁县令承诺盟誓：若清兵到桐，可否妥为安排两营。众人不明吉凶，均难以应承。诸生王雯耀审时度势，当场替众人应允，将结盟文书拟好，事态似已平息。然罗九武早已洞察地方官绅欲除两营之意，写安顿两营的结盟文书只是权宜之计。顿时，罗手刃雄鸡向堂上一掷，血溅满地，众兵拔刀而上，欲血染明倫堂。王雯耀知事不妙，大声疾呼，引史据典，晓之利害，终化仇为和，且将两营所掳地方女子数千人悉皆送回。后“清兵豫王遣将卜从善、张天禄至桐城，擒九武、孙得胜等，而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释去”(戴名世《孑遗录》)。 据乡贤文献载，明季清初，桐城县自崇祯七年至顺治二年(公元1634年至1645年)，前后十二年中，兵、“寇”相侵，灾荒连年，战争中攻城略地、守城坚壁殃及无辜，加上饥馑病疫，死亡十多万人。流离失所，妻女被凌者难以计数。此一段惨烈的历史，早已凐没于历史烟尘之中。而今海清河晏，政通人和，百姓安居，饱暖无忧，毎每谈及“铁打桐城”的往事，谁曾想到在这座江淮名城之中，三百多年前发生的那些惨烈的旧事？(编辑本文时作了删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