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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s Bunuel》:两个布努艾尔

 昵称535749 2014-04-04
2014-04-03 23:35 

最近读了两本关于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的传记。一本是在布努艾尔尚未去世前,由西班牙影评家弗朗西斯科·阿兰达写成的第一部较为系统性记录分析布努艾尔生平的《路易斯·布努艾尔评传》;另一本则是澳大利亚科幻小说家兼传记作家约翰·巴克斯特于1996年出版的《布努艾尔》。这两本书对比阅读颇为有趣。同一个人物,在两位不同作家的笔下竟生出两样不同的形象来。

先说约翰·巴克斯特笔下的布努艾尔。充满了逸闻趣事,比如小时候家里养了多少宠物,怎么自导木偶戏;跟妹妹康琪塔和玩伴们跳入墓穴探险,走不出来,便主动献身要大家吃他;成年后初到巴黎,妓院里跟一个中国妓女了解巴黎风土人情;还有极大篇幅的达利,包括一心作画的达利生活上多么白痴,连扣子都不会系;布努艾尔怎么差点掐死达利的女神加拉,二人交恶细节种种等。这其中最好玩的则是有关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部分。大名鼎鼎的超现实主义之父安德烈·布勒东在巴克斯特笔下不过是个偏执又神经质的左派小青年,党同伐异得厉害,被认为不遵守《超现实主义者宣言》的统统踢除小团体。而20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真是各种思想运动的大熔炉,左派右派不左不右的观天派小愤青们层出不穷,大家骂战、游行、朗诵诗歌、观看戏剧、砸场子、钓马子,无法无天一塌糊涂。在这种极度开放的百家争鸣思潮中成长起来的布努艾尔和达利,有阵子还流行合写恶作剧邮件,明目张胆寄信给名人骂其的作品是“马粪”、“死驴”,乐此不疲。

巴克斯特这些八卦好玩,却并不精彩。更糟糕的是,逸闻趣事中布努艾尔本人面目模糊,虽然巴克斯特明确写过几次布努艾尔之“伟大”,但读者并不能抓住“伟大”的关键;相反,这位布努艾尔倒更像个随波逐流的偶然英雄,瞎猫碰死耗子的因为《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靠丑闻发家红了;后回到西班牙却成绩平平,而同期的达利、诗人兼剧作家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冉冉升起,气急败坏的布努艾尔几次也想抄近路成名,却不得其法,1930年一次短暂的好莱坞考察之行更成了笑话,被明星嘉宝从片场踢出,无所事事黯然回国。

巴克斯特对布努艾尔本人性格才华的回避在谈布努艾尔电影作品时也没有改善。大部分情况都是电影情节的完全复述,略微几句评论,往往泛泛而谈不得其法。造成的结果是布努艾尔形象从顽劣青年到世界级电影大师的断层。如果不是再读阿兰达的《路易斯·布努艾尔评传》,我怎么也想不出那么个愤世嫉俗恶作剧的西班牙公子哥儿怎么就突然发展成为震惊世界、横扫嘎纳、威尼斯、好莱坞的电影界有史以来最伟大导演之一?

阿兰达的布努艾尔传记从第一章“纯真年代”起就显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从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安哥拉的历史文化谈起,详述西班牙文化与生俱来的浪漫与血腥共生,魔幻与现实并存的复杂面貌。阿兰达也提到了不少布努艾尔成长过程中的琐事,但与巴克斯特的最大差异在于其琐而不散,全部围绕着布努艾尔的才华进行。比如布努艾尔童年自编自导木偶剧是为了说明他的戏剧天赋;他对昆虫的兴趣与后期许多电影中的昆虫特写密切相关;墓穴探险主动献身则吻合了他西班牙地主阶级(Se?or)出身的高尚地位,这与后期他“人从不自由,却不断奋斗想成为他永远不能成为的。这便是悲剧。”交相呼应。

除了这些事实陈述,影评家出身的阿兰达的过人之处在于将布努艾尔生平与电影作品联系起来深入分析的能力。比如童年时布努艾尔与父亲散步看到林中一头尸身腐烂的死驴,让他对死亡本身,而不是杀戮的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对枪械的迷恋,因耳聋而极少使用背景音乐,还有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都与此相关。这种源自现实生活的荒诞怪异和不合理要素则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的根源。在分析《无粮之土》时,阿兰达还特意将法国超现实主义的特色与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进行了比较,这对理解布努艾尔的全部作品都深有启发。实际上,作为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的布努艾尔的全部电影作品都可以从某种现实记录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阿兰达对布努艾尔的采访中,他说“我只对人的关系感兴趣。”——比如《鲁滨逊漂流记》是人对孤独反应的描绘,《苏珊娜》是对土地所有权道德和物质原则建立及崩溃的记录,《纳萨林》是对人之精神信仰极致追求的刻画等。但为了更深入的表现出人的关系和人的心理状态,布努艾尔必须忠实记录人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背景,哪怕在50年代的低成本墨西哥商业片中,也都能找到严肃艺术的要素。

除了详尽深入的电影分析,阿兰达的《路易斯·布努艾尔评传》还专门有一章谈论布努艾尔的文学成就,附录中也有布努艾尔在20年代末期为巴黎前卫文学杂志La Gaceta所著的几篇影评、后期的电影理论评述和两个未拍摄的剧本故事。这使人不得不联想起法国新浪潮运动中那些以《电影手册》评论人出身的著名导演们,比如戈达尔、特吕佛、侯麦等,他们在成为世界级的导演前首先已是优秀的思想家,作家和评论家。同时,亲身翻阅布努艾尔的评论和笔记让人对他的才华有一种更直观的认识,尤其在《电影,诗的工具》一篇中,布努艾尔认为电影要想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自成一家,必须贯彻对超越现实的潜意识、直觉、情感及神秘色彩的自由追求,以及对身边种种社会局限性的持续反抗。这与美国传记作家,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教授约瑟夫·麦克白对一个好影人的评论十分吻合:仅对电影感兴趣的人除了守着一堆旧电影外,将别无所长;而真正的好导演却从来都是以电影为媒介和手段,表达他对社会、历史、心理、文化问题等多方面的深层见解。

阿兰达也在他的评传中表达了相似观点。实际上,布努艾尔在50年代墨西哥拍摄的由奥斯卡·丹西杰斯制片的数部低成本墨西哥商业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他作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理论连贯性,却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达出他在此时期掌握电影技术本身的不足。布努艾尔作品的摄影风格一贯是冷静、收敛、乏于镜头变化的。他对演员的要求也不高——他不喜欢明星,宁可使用业余演员,也不会事无巨细的指导演员该怎么表现。他从墨西哥商业影坛锤炼出来拍摄速度、剪辑速度之快,布景设计之简陋经济都绝无仅有。阿兰达将这一切归于布努艾尔的懒惰——除非绝对必要,他才懒得花时间精力去处理次要细节。我喜欢阿兰达实事求是的气度,并未因为布努艾尔的盛誉便一好百好无原则的赞誉。他的坦诚使读者能从更准确犀利的角度真正领会布努艾尔作品的精妙所在,而不是莫名其妙的去进行细枝末节的技术分析,或者如非要把《一条安达鲁狗》中的梦境与符号象征一一挂号一样南辕北辙。

通过这两本传记的比较,两种布努艾尔形象,评出哪个更全面切实应该显而易见,但这倒也不是说巴克斯特的八卦类传记便毫无意义。巴克斯特的布努艾尔传记于1996年出版,距布努艾尔去世已13年,而距阿兰达的评传已整整20年。在市场上早已充斥了各类布努艾尔艺术分析的情况下,一本轻松有趣的轶事传也不失为影迷的另类选择。

不过尽管这两本传记各自侧重不同,评述深度也大为不同,有一个统一点倒颇为有趣,那就是对达利的厌恶。巴克斯特多次用“冷血”一词为达利定论,阿兰达对达利的提及很少,除非绝对必要,但语调也基本是冷漠、回避性的。达利在1942年的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揭露布努艾尔是共产党员,这让布努艾尔丢了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后来不得不远走墨西哥。当时在佛朗哥铁腕统治下,西班牙左派艺术家们纷纷流亡,只有达利拒绝出走,甚至被法西斯政府用来作为西班牙的形象广为宣传,二战后更公开写贺词赞扬佛朗哥对西班牙“危险力量”的清洗。达利在美国的商业成功被布勒东等讥讽是“美元狂” (Avida Dollars),乔治·奥维尔也说他“人格令人作呕”。传闻达利后来多次想要同布努艾尔复合,都被严词拒绝。看来这位达利实在是艺术家才华与人格两分论的又一个绝佳例子,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回到布努艾尔,若抛开传记,单从评论的角度出发,我心目中最优秀的一本则毫无疑问是Joan Mellen编纂的《路易斯·布努艾尔的世界》:不仅有对布努艾尔艺术形式的整体分析,更有从各个角度评述的优秀论文节选,而针对布努艾尔艺术成就最高的电影们,比如《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又有多位著名影评人/艺术评论人不同观角的细致分析。在我心目中,对任何一位艺术大师的真正严肃评述,都应力求做到如此高度。(《Luis Bunuel》书评/艾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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