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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龙 摘自余世存《家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 我国世家巨族，虽有家谱维系，多兴忽亡勃，中道崩绝。在这个历史大势里，有少数例外，钱学森、钱伟长所属的吴越钱家，即是一个绵延千年未曾中断且代有人杰的典范。 由钱镠开创的吴越小国，祖孙五代为钱王，对江南的繁荣作出贡献，并且主动归顺中原，和平纳入宋朝的版图。这个自唐五代起，有史可考的吴越钱家，给华夏文明贡献了众多一流的人物，其精彩绝伦几乎无第二姓可比。 宋代以来，载入史册的钱姓知名人士逾千。书法家、画家、藏书家、篆刻家、诗人，更是人才辈出，不可胜数。在近代，院士级的学者就有一百多人，最负盛名的是“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还有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正英（水利学家）、钱临照（物理学家）、钱令希（力学家）等等，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钱基博，前不久获诺贝尔奖的化学家钱永健，画家钱君匋、钱松嵒，政界、军界的活跃人物有钱其琛（原副总理）、钱昌照（原政协副主席）…… 以至于有人感叹，中古时期不论，近代钱家确实出现了人才“井喷”现象，已编成绕口令的“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钱家人自己则骄傲：“别看我们虽然姓钱，但是却出了很多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全国有钱氏人口264万，占全部人口千分之零点二二，可出的各类人才却大大高于别的姓。” 二 钱王世家，千年传承。开创之祖钱镠为杭州人，少时无赖，曾以贩盐为盗；后应募为兵，渐由偏将而升掌一州之兵。他在翦除敌对势力的过程中，占有了两浙之地。唐昭宗封其为越王、吴王。及朱温建梁，始封其为吴越王。在他的治下，百姓安居乐业，太湖流域成为“鱼米之乡”、苏杭成为“人间天堂”。 以布衣之身而位列王侯的钱镠生了三十三个儿子，如何在治乱相循中保住家人的富贵是他关心的一主要问题。故他六十岁时立家训八条，告诫子孙“莫纵骄奢，兄弟相同，上下和睦”，强调“子孙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须是破家灭门，要鸣鼓而攻之。千叮万嘱，慎勿违训”。 钱镠临终给子孙留有十条遗嘱，其中有：（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3）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3）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恃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 钱镠的后人把他平时言行记录整理而成《钱氏家训》。 三 可以说，钱王世家人才辈出，关键在于其子孙对钱镠遗训的看重。据说，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直到近代才中断。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 钱伟长先生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 钱家人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他们好读书、重教育。吴越王钱镠虽出身寒微，以武起家，但晚年好学，对后代的教育也非常看重，经常让孩子们诵读经典，并立下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叔侄，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钱氏后代，都是勤奋好学的典范。 钱穆晚年回忆，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而钱穆自己更是中国学问守夜人、华夏文化守望者的象征，直到晚年，度过劫难的老人见到自己孩子仍坚定地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氏家族成功的第三个因素，是互爱、互助的家庭氛围。从宋代开始，钱家就形成了在族内互相帮助的风气。为了让族中的贫困子弟也有书可读，钱氏家训规定，“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在家训的教导下，各地钱家纷纷设立义田，科学家钱江初回忆说，他们村有五六百户人家，基本上都姓钱。“早在1901年，村里就办了小学堂，所有的小孩上学，全部免费。”“村里实行 学田制 ，专门划出三百亩田，这些田里的收入，全部作为给上学孩子的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能够有受教育的权利。钱伟长少年丧父后，也是靠叔父钱穆与宗族的救济，才完成了学业，最后成为一代科学大家。这种义田制或学田制，今天演变为助学基金。当代不少钱姓企业家们，都以助学的方式帮助家族内的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念到中学、大学。 四 这种家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中甚至诞生了父子祖孙们的共勉和人格期许。以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为例，可以看出钱家人是如何与古往今人为伍的。 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父亲钱基博经常给他写信，告诫儿子，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他分析：“子弟中，自以汝与钟韩为秀出，然钟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为愧。”他又说：“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 钱基博是一个对新文化持保留意见的儒者，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毫不顾及时代潮流，教学、写作一律采用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也要跟着父亲念古文。父子两人的期许非同小可，钱基博告诉儿子：“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他还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 钱基博父子以其智力学力而跟潮流时俗拉开距离，他们在聪明中会寻找同道。才女杨绛跟读书种子钱钟书互慕，恋爱时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据说，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图为素有“包孕吴越”之称的太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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