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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称倭国。据《隋书·倭国传》记载，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倭王“遣使诣阙”。这是日本首次向隋朝派遣使节。当时，隋王朝的京师在大兴（即唐朝时的长安城），东都洛阳尚未兴建，可见遣隋使的“诣阙”是访问大兴城。自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向中国遣使上表之后，倭国与中国的交往经120余年的断绝，至此又告恢复。但是，如下文所述，日本方面奉行新的外交政策，其君主不再向中国皇帝称臣。《隋书·倭国传》又记大业三年（607），倭王“遣使朝贡”。隋炀帝大业三年，相当于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据《日本书纪》记载，此年七月三日，日本朝廷任命官居“大礼”的小野妹子为使臣，以精通中国语的鞍作福利为通事（翻译官），率领使节团再度访问隋王朝，正与上述《隋书·倭国传》的记载相合。据《隋书》记载，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在洛阳汉魏故城之西营建新的都城，称为东京，不久改称东都。又《隋书·炀帝纪》记载，自大业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炀帝不在京师大兴，而在东都洛阳。日本朝廷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臣的时间虽在大业三年七月，但按常情判断，其率使团自日本出发应迟在八月、九月，到达中国都城更应在十月以后。因此，笔者始终认为率领第二次遣隋使团的小野妹子是在洛阳觐见隋炀帝的。按照《隋书·倭国传》中的观点，小野妹子所呈倭王致隋炀帝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充分体现了日本方面采取新的所谓“对等外交”的国策。炀帝览国书不悦，但出于对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特派文林郎裴世清于大业四年三月随归国的小野妹子回访，四月到达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六年（608）九月，小野妹子受命率第三次遣隋使节团随归国的裴世清再访中国，推测于大业五年正月又在洛阳觐见隋炀帝。《隋书·炀帝纪》记大业六年正月倭国遣使贡方物，“六年”应为“五年”之误，而大业五年正月炀帝正在洛阳，下旬才回京师。按《日本书纪》所述，推古天皇二十二年六月，日本朝廷派犬上御田锹率使团访隋，而于次年九月归国，这便是日本的第四次遣隋使。《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小野妹子访问中国，偕“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日本书纪》又载，推古天皇十六年小野妹子再访中国，有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等留学生及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等学问僧同行，并可推定推古二十二年犬上御田锹访隋时亦有僧惠光、医惠日、僧灵云、胜鸟养、僧惠云等随同前来。留学生为学者，学问僧的修学亦不仅限于佛教。他们在中国留学，居留十数年，甚至有长达三十余年的，到中国唐代才归返日本，由于多属所谓“汉人”、“新汉人”，懂得中国语文，善于在中国学习，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律令法规、宗教和文化事业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渊博，故为日本朝廷所重用，对日本国家的治理和革新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从中国或从日本的立场出发而言，日本的遣隋使与此后的遣唐使是前后相连，关系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可以说，遣唐使是遣隋使的延续。 关于遣唐使派遣的次数，日本学术界则有各种说法，出入颇多。兹稍作介绍如下：一般认为，日本的遣唐使共计20次，其中天平十八年（746）、天平宝字五年（761）、天平宝字六年和宽平六年（894）的4次于任命之后即告停止（也有人认为天平十八年的一次因记载不明确而不得计入，从而使总数减为19次），未曾派遣，故实际上为16次。然而，天智天皇六年（667）的一次是为陪送唐使司马法聪归返而遣，其行程至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当时百济为唐朝军队所占领）而止，未曾到达中国，故许多学者认为此次团队不能称为“遣唐使”，乃使遣唐使的次数减为15次（7世纪6次，8世纪7次，9世纪2次）。在15次遣唐使中，天智天皇四年（665）的一次和光仁天皇宝龟十年（779）的一次是为陪送访日的唐朝使节返国而派遣，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的一次是为迎接因故久居中国的日本遣唐大使返国而派遣，皆非正式的遣唐使，故可认定正式遣唐使的派遣为12次。在上述12次正式的遣唐使中，7世纪的5次规模较小，乘船2艘，每艘各乘约120人，合计240余人。8世纪的5次正式遣唐使规模大增，除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的一次记载不明外，其余4次乘船皆为4艘，人员总数可查的有为557人的（第8次），亦有为594人的（第9次），每船约乘140人。9世纪的2次遣唐使规模最大，乘船仍为4艘，各艘有乘150余人的，人员总数超过600人。需要说明的是，遣唐使团总人数虽多，但能获准进入中国都城者仅限大使、副使和判官、录事等官员，以及留学生、学问僧乃至通译、书记等职员共数十人。1981年，日本神户市举行了题为“遣唐使时代的日本与中国”的学术讨论会。日本学者茂在寅男以“遣唐使船与日中之间的航海”为题作讲演，并对8世纪、9世纪遣唐使所乘之船的结构、形体作复原。当时，茂在教授等按0.8倍的尺度复原其所推定之船全长为20米，最大宽度为7.8米，桅杆高13.3米。今年在上海世博会展出的遣唐使船，其形状与过去复原的相似，宽度减为6.8米，长度增至30米，显得更为匀称、美观。随同遣隋使前来中国留学的医惠日、倭汉直福因、新汉人广齐、僧惠光等于唐代初期返回日本，盛赞大唐帝国国力强大，法制齐备，竭力鼓吹日本应派遣使者前往，以加强关系，促使舒明天皇于即位的次年（630）决定派遣首次遣唐使，同年八月使团出发。为了访问取得成功，舒明天皇特任命曾任遣隋大使的犬上御田锹为遣唐大使，曾随遣隋使赴中国留学的医惠日为遣唐副使，充分显示了日本遣唐使与遣隋使的延续关系。 据《旧唐书·倭国传》和《新唐书·日本传》记载，遣唐使于唐贞观五年（631）来到长安的宫廷，觐见唐太宗。太宗皇帝给倭国以格外的优遇，并仿隋炀帝遣裴世清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的旧例，特派新州刺史高表仁为使者，随同归国的犬上御田锹再访日本。由于深受中国的影响，日本中大兄皇子（即以后的天智天皇）于皇极天皇四年（645）取得政权后拥立孝德天皇即位，使用中国式年号“大化”而称此年为大化元年，并于大化二年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实行改革，是谓“大化改新”，而自中国留学归来的“国博士”高向玄理、僧旻等人则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扩大大化改新的影响，中大兄皇子又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五年连续派遣第二次和第三次遣唐使，有许多留学生和学问僧同行，进一步加强了日本与唐朝的关系，努力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当时，唐高宗在京师长安继位，有时亦移驾于东都洛阳。齐明天皇五年（659）七月，第四次遣唐使津守吉祥便是于当年十月末在洛阳觐见高宗皇帝，并且参加了十一月朔日的冬至祭天大典，被誉为最谙礼仪者。经过朝鲜半岛的白村江之战，日本不得不畏服于唐朝。天智天皇四年（665）以守大石为首的第五次遣唐使团虽被视作为陪送访日的唐使刘德高归国而遣，但据笔者查考，守大石一行实际上是应唐朝的要求，于此年十二月刘德高归国之前，直接赶赴泰山参列翌年正月由唐高宗亲自主持的封禅典礼。笔者不认为天智七年正月陪送唐使司马法聪至百济而还的团队为遣唐使，从而可将天智八年以河内鲸为首的使团列为第六次遣唐使。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此次遣唐使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唐王朝祝贺平定高句丽。而倭国正式改国号为“日本”之事，也是由河内鲸向中国方面传达的。 日本的“遣唐使”的历史，其实起源于“遣隋使”。公元607年，当时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同时派遣大批留学生和僧人渡海到中国学习，开始了日本“遣隋”学习的历史。日本进入奈良时代，正是中国盛唐时期。公元631年，日本舒明天皇沿用前朝的做法，第一次派出了一支由学问僧和留学生组成的“遣唐使”船队。到公元894年，2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总共向中国派遣了20次遣唐使。当时的人们对于渡海往返中日之间有何等的恐惧？记录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日本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法，鉴真问子弟去不去。弟子们吓坏了，说了一句话：“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但是，鉴真还是决定去了，出海5次，最后一次才抵达日本，而自己却因此眼睛失明，可见其艰辛的程度。当年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船队，一般为4 艘，但是，最终能够成功到达中国的，往往只有一艘。那么其他三艘如何了呢？要不就是沉没，要不就是中途折返。但是，即使中途折返的，能安全回到日本的，几率又有多少？从日本平城京（奈良）出发，抵达中国的长安，需要3个月的时间。资料记载，当时的遣唐船其实很小，长33.6米，宽9.2米，但是每一艘遣唐船配置的船工有130人，加上一些遣唐使和政府官员、留学人员等，总共有150余人。四艘船至少有600人，但是最终能侥幸抵达中国的，可能只有150余人，其余的都成了这些成功者的“殉葬品”。
唐朝时期，日本曾先后十九次任命遣唐使，到唐学习先进的政治和文化，其中实际成行的有十六次。遣唐使回国时，唐朝政府也多次派人伴送，回访日本。这些唐朝使者访日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意想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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