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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评奖中，全国共有15名诗人获奖，其中有4位是甘肃诗人；在权威的诗歌年度全国选本中，将近20%的名字属于甘肃诗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甘肃没有出现诗人断档的情况，目前活跃在甘肃诗坛上的老中青三代诗人共有二三百位。 在一个诗歌不兴的年代，甘肃缘何“多产”诗人？ 诗的摇篮 2007年8月底，连续几天阴雨连绵，天空似乎在用含泪的双眼期盼着深秋的来临。秋天是多愁善感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诗人们也是柔肠百结，急于表白自己的情怀。甘肃省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乡土诗人高凯说，他今年已经发表了70多首诗，近期更有新作。 高凯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81年开始写诗，1983年发表处女作，当年即获飞天文学奖。高凯说，是诗歌改变了他的命运，而改变甘肃诗歌命运的，则首推西北师范大学青年诗歌学会和《飞天》“大学生诗苑”专栏。西北师大是新时期甘肃文学的摇篮，《飞天》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最早的阵地。 彭金山教授是西北师大青年诗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由于他的积极组织、倡导，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北师大的学生诗歌创作空前活跃。叶舟、张子选、阿信、晏苏、汪幼琴、高尚、于跃、周舟、武承明、张中定、雪潇、王元中、唐欣、欣梓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徐兆寿和扎西才让则是90年代西北师大成长起来的诗人的代表。 采访到的诗人们公认，西北师大是甘肃新时期文学的摇篮”。高尚强调，甘肃诗歌的辉煌与师大教育文化的严格有关。从高尚、张子选这一代向上推，到何来、阳飏，再上溯到抗战时期的孙克恒，师大的这种诗的教育传承是一种“天意”。 高凯对《飞天》的赞赏同样得到了一批诗人的认可。《飞天》(前身《甘肃文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李季、闻捷等诗界前辈的关爱，李云鹏、张书绅、何来、李老乡主持《飞天》工作时，对“大学生诗苑”的投稿学子更是呵护有加，每期必发甘肃高校青年诗歌创作者的作品，“培养了不少人才”。 天水诗人王若冰曾在《飞天》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在盛赞张书绅认真负责的态度的同时，他证实当时对还是学生的阳飏、叶舟、阿信、唐欣、高尚“都是重点推过的”。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谢冕对《飞天》的诗歌栏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中国诗坛中，在一段时间如此集中、专注、大量地选刊大学青年学生的诗作，确是一个富有远见的行动。”著名诗人于坚说：“《飞天》是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最早的阵地。后来被称为‘第三代诗歌’的许多重要诗人都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作品。” 悠悠千古 “每年每月，全国各大诗刊诗报上都有甘肃诗人的作品。”原甘肃作协主席、诗人高平肯定地说，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贫弱的甘肃文学终于在这一块厚土高原上开出了灿烂的花。 高平认为，甘肃诗歌能有今天的成果，缘于唐朝边塞诗的历史传承。唐时代的甘肃，在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的多元交流和冲撞中，借丝绸之路这一河“活水”的滋润，避开了“近亲繁殖”的因素，佳作不断，色彩斑斓。高适、王昌龄、岑参、张籍等诗人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西部苍凉的景色摹写了诗人们怅惘的情思，也给后世多情的才子才女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正因为这种文化上的积淀，甘肃虽然地表贫瘠，但精神上相当丰厚，是孕育诗人的一个优越条件。”高平说。 诗人古马也说，新中国成立后，李季、闻捷、高平、唐祈、何来、李老乡的诗作延续了边塞诗的精神，对后来的甘肃诗坛影响很大，其带动作用不可低估”。 在《崛起的高地》一文中，彭金山这样叙述李季和闻捷对甘肃诗歌所做的贡献：建国之初，甘肃诗坛同全国诗坛一样比较寂寞，只有林草、安十坡、杨文林、于辛田等少数诗人的创作。上世纪50年代初，李季到玉门油矿落户，在甘肃大地谱写了我国石油工业诗的壮丽篇章。后来，闻捷也从新疆来到甘肃。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从偏远的甘肃传出了新时代诗歌的巨大声音，这是甘肃当代诗歌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从甘肃本土站起了杨文林、于辛田、汪玉良、伊旦才让及农民诗人刘志清、张国宏等一批承前启后的诗人。 在李季和闻捷的助推下，甘肃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本土诗歌的春天。唐祈这个因历史的原因中断歌唱多年的“九叶诗人”回归兰州，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西部大地和西部人生，“用他美丽的《大西北十四行组诗》在甘肃树起了一面诗的旗帜”(彭金山语)。上世纪50年代以《大雪纷飞》、《珠穆朗玛》蜚声诗坛的高平也得以重展歌喉，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收获期。西北师大百花诗社的壁报栏里出现了一首歌唱爱情的小诗《雪花》，奏响了甘肃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先声，《飞天》率先开办的“大学生诗苑”也响起了歌者驰骋疆场的马蹄声。一批数量可观的中青年诗人在全国诗坛崭露头角，激越奔放的西部韵律飘荡在中国诗坛的上空，甘肃开始步入诗歌大省的行列。 真正把新诗创作和唐代的边塞诗连在一起的，是诗人林染。1982年，林染在他编辑的《阳关》打出“新边塞诗”的旗帜，开辟新边塞诗专栏，20多年不遗余力地振臂大呼，在《阳关》杂志刊发了大量的新边塞诗或曰西部诗歌。在对西部人生的体验中，林染的诗跳出大漠、雪山、红柳、牧女的抒情框架，深入生命和地域文化的深层，触摸到了这片辽阔的土地最让人感动的部分。 依附在大地上 甘肃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催促着诗人的诞生。 “……它由草原、戈壁、沙漠、雪山、石窟、马匹和不可尽数的遗址构成。在一首一以贯之的古老歌谣中，它更多的是酒、刀子、恩情和泥泞、灾祸、宗教、神、生命和牺牲，正义和隐忍提供铁血的见证，而在人类的烽燧和卷册中，楼兰王国、成吉思汗、丝绸之路、风蚀中的中国长城、栈道、流放和最珍贵的野兽如今都成为一捧温暖的灰烬。”诗人叶舟这样表述他倾心的文字空间。 在甘肃文坛，叶舟是难得的既写诗歌又写小说的才子之一。不难看出，诗人对这片土地和它上面的附着物是何等的挚爱和眷恋。大地赐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怀，对苍茫景色的欣赏，对沉重记忆的思索，对历史疮痍的忧患，构成了诗人作品中最凄美的一面。 “写小说是一种放纵，诗歌则是一种修为。”叶舟说。 把诗歌当作“修为”的当然不止叶舟一人。几乎所有的诗人都钟爱着这片多面孔的土地。 军旅诗人马萧萧来自湖南湘西山区，13岁发表处女作，16岁出了第一部诗集。没走出湘西之前，马萧萧的眼中只有山清水秀，到甘肃后才“长了见识”，“甘肃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叉地带，也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接处，移民多，多民族交融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有诗的感觉。”“这样的地理环境容易产生诗人。李白就是多民族交融的产物。” 戈壁滩上建起的工业城市嘉峪关条件很优越，但生活在那里的诗人胡杨每逢周末都要出门远行。20多年来，胡杨的足迹遍及河西走廊，民族风情、探险、地理，都是他的最爱，也是他创作的激情和源泉。胡杨说，甘肃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山川博大，地理恢弘，本身就是块产生诗人的土地。河西走廊有草原、高山、丘陵、戈壁、沙漠、绿洲，每一个地方都能给人的心灵带来强烈的震撼；她又是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的通道，直接就是“东方走廊”。“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有意思，连生活方式都富有诗意。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诗人。” 河西走廊有广阔的草原，阿克塞是其中的一片。1983年，在西北师大已有相当知名度的才子张子选被分配到阿克塞工作，草原的辽阔和牧民的粗犷深深地陶醉了年轻的诗人。两年后，他的《阿克塞诗选》传到西北师大，校园里一片沸腾，《牧马人的妻子》和《大风雪夜》曾让众多崇尚诗情画意的少男少女泪流满面，夜不成眠。 赵逵夫说，阿克塞成就了张子选，阿克塞也因张子选而更加为人们所向往。 阿克塞成就了的还有高尚。1985年，高尚被选派到阿克塞支边，一支就是六年。初到阿克塞，打小就对天文、物理现象感兴趣的高尚为广袤的草原、开阔的天空、皑皑的雪山所沉醉。面对大自然奇异的现象，他的骨子里有一种想写诗的冲动。 高尚说，诗人的存在其实和天体甚或一粒尘土的存在一样，都是在宇宙中陈述自己，对诗人来说没有“成功”可言，我写诗故我在。一块土地上产生了众多的诗人，只能说是个谜。“屈原也曾有过《天问》，有答案吗？” 有点涟漪的一池水 古马说，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缘自于一种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诗人们最初的愿望都是如此。正因如此，当商品经济的热潮汹涌而来时，甘肃所承受的冲击力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较小，诗坛上仿佛起了一阵涟漪，诗人们的创作仍很沉静。 高尚的观点与古马不谋而合。他认为，甘肃干旱、贫瘠，形成了善思和创造的气质，不浮躁，诗人可以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是甘肃诗群不断壮大的内因所在。物质的贫乏能带来精神生活的丰盛。诗是立于精神和心灵的。 胡杨也说，甘肃地广人稀，人容易和自然和谐共处，生存方式虽然艰难但富有诗意，不能产生诗意才会无法生存下去。甘南诗人阿信的说法就像是补充：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诗。 礼县农民诗人南山牛仅在《诗刊》上就已发表了30多首(组)作品，他说，甘肃的自然条件是差，但“如果生活条件好，我就不可能创作出这些诗歌作品了”“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我浓重的乡土气息，那些从城市来的诗人，因为没有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切身体会，所以无法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题材的诗歌。” 2003年，娜夜和李老乡同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但她在诗歌之外，成功地做到了内敛。娜夜曾经说：“在这个世上，女人除了诗歌和担心红颜易老外，其他，草木一样顺从。”她在诗歌中养尊处优，是像水一样晶莹剔透的女人，在生活中却很少为人所知，她让我们只完整地看到她的诗，以及那些不断溢出的文字：“倚窗眺望的女人/一根刺透自己的针/把外面的风尘/关在外面” 娜夜的内敛也是甘肃诗人的整体品质。 甘肃文学院副院长张存学、武威诗人谢荣胜的观点是：甘肃诗人老实、本分，不争山头、不跟风，很实在地搞自己的创作，反而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用自己的努力共同夯实了甘肃“诗歌大省”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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