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85年：晋东南地区突然解体【转】 作者： 闫伟1985年夏，著名的晋东南地区在持续几十年后，突然不复存在，其广袤的版图一分为二，被两个属下（长治、晋城）瓜分。据我观察认为，这在20世纪的晋东南，算少数几件大事之一。其震撼沉淀于经历者的心灵里，至今无法说清。 然而就在大家自我安慰的时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地区干部目瞪口呆——5月21日，在长治位于长兴路的地委礼堂，晋东南地委书记祁英宣布地区解体，他的职务从此不复存在；次日，一个来自省城的40人工作组“空降”长治城，入住地区最好的太行宾馆。大家这才意识到，“不可能发生的事终于要发生了”！寻思当时气氛，地委干部是“如丧考秕”啊。 又过了4天，在省委工作组主持下，原晋东南地区、长治两地处级以上干部第一次云集地区礼堂，共计千余人。事后明白，这是晋东南“最后的聚会”。大家这才看到“省里钦差”的面孔，他们是组长副省长白清才，副组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功勋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玉明。阵容强大呵！这是与会者当时的感觉。 会议决定分家移交工作从即日起实施。原晋东南地区作最后的谢幕，长治市、新组建的晋城市领导分别作就职表态。会议程序化地进行后，大会解散，在座上千人各奔东西。分离的还有近2万职工、5万家属，10所大中专院校，最好的宾馆、医院和文艺团体，在一夜之间统统解散了！ 那栋地委权力的标志——蛋糕式五层建筑从此闲置起来，楼前聚满了话别和留影的干部，他们就像没落贵族那样，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咏叹；而楼内到处是废弃的文件，其场面如同国军打了败仗后撤离南京。那种场面没法子说。至今想起来，老地委们都在摇头。 哈哈，无可奈何花落去！众多的不满抗拒不了上级的决定，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特征——家长体制。用一句官话讲，“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 此刻，一个叫赵瑜的地委子弟抓住此现象，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来反映此事，这就是广州《花城》杂志上发表的《太行山断裂》，言辞间反映了地区人想说又无处说的痛苦与不满。此文虽然看上去略显粗糙，但却切中要害，勇气过人！一时争相传阅，洛阳纸贵，满区尽提“断裂”。据传，省里某主要领导看到此文，大为震怒，说：此人哪里的？！旁边人帮腔说，哼，把这小子撵出山西！虽然如此，但这位33岁的青年毫发未伤！相反，他借此一举成名，在晋东南近乎于英雄。 长治市的辖地扩大，由4县区增加到13县区，其分别是城区、郊区、长治县、潞城市、长子、黎城、襄垣、沁县、屯留、武乡、平顺、壶关和沁源，想其当年被管、1975年独立，今日做大，终于是“媳妇熬成婆”了；长治的新掌门是书记武玉明，代市长张泽宇，而原书记李惠春调离，市长谢拴贵“因年龄大”退居副书记。 晋城市由县级市升格为省辖市，如愿地恢复了其历史上州府治所的地位。领有小晋城市及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四县，8月，小晋城又分为城郊两区。新组建晋城市班子有书记崔光祖，代市长薛荣哲，副书记任清海，市委常委有纪友伟、成葆德、程延龄。 晋东南地区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不复存在。祁英这位戈尔巴乔夫式的末代人物，出人意料地被闲置起来，只兼任一个晋城顾问头衔，据说他在地委平房家里，一坐就是19年，很少出门，直到去世。 专员衣耀光另有任用，地级干部也各奔东西。晋东南地区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不复存在。 那么，几方的心理是怎样的呢？长治方面可以猜到，突然由小角色变大，获得自己原来8倍的土地，几倍人口，那欣喜异常呵，为什么不乐呢？！原来长治城里有两个山头，现在终于成了一个了！那能不快乐吗？天大的惊喜呵！这不提前把新市行政地图都印好了。 晋城方面也很遂愿啊，一个小兄弟能独立出来，不再受地区大家长的管制，能与长治老大哥分庭抗礼，也不用把辛苦居下的财政上缴，用以补偿北边那些穷县，那是扬眉吐气，近乎“翻身农奴得解放哇”。 因此有人形容它是“带走了希望，留下了包袱”。还有到晋城就职的官员，许多有了梦寐以求的升迁机会。晋城方面是一拍即片欢呼！ 地区方面则最为凄惨，许多干部无限伤感，面对何去何留，竟有些难以抉择。从居住环境上，他们不愿离开经营几十年的长治，家庭另一半也坚决反对赴晋；但从选择工作地方，他们更认同晋城，原因是晋城与晋东南在天然联系上更近——他们普遍有一种潜意识，看不起长治干部，觉得他们的素质差地区很远……不论他们绞尽脑汁如何兼顾权衡，有一点他们心里清楚，地区是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正成为一群没有灵魂的人！ 逐渐的，情况还在变化。长治渐感不妙，一是发现新入伙的多数是穷县，它现在成了小马拉大车，“一个讨吃的带着十三个要饭的”（赵瑜语）负担沉重；二是地区1000余干部分配过来，它已经有3000人的庞大干部队伍，根本无法消化，加上所有退休干部也让这边养着，那负担没得说！在随后的几年里，长治拮据，唯一的建设成果是盖了一座8层市委综合楼（人称裤衩楼），我1988年分配回长治那两年听说，市里干部大量积压，一市委书记离开时，民间有个说法，他在位三年只提了两人，一个秘书，一个女婿。嗬嗬，是否有些夸张？不得而知！ 晋城方面是“未来光明，眼前难走”。他们本不愿把机关搬走，但上面三令五申，知道无法拖延，等过了一段就硬着头皮去了晋城，把中枢扎在了田野上。平地起家，万事开头难呵！主要领导召开动员大会鼓劲说，要有住“寒窑”准备，用老区精神来建设山上的“特区”。然而，勉强搬迁的干部无心恋战，人心四归，经常是慢慢去了晋城，虚晃一下，就要急归长治，嘣——，那情势像回收的皮筋一样迅即。据李才旺先生回忆（他当时是副市长）：就是那场动员大会，他为大家准备了上党人爱吃的炉面（又名焖面），结果，等会议一散人就跑光了，炉面留下那么多，让本地人吃了好几天！有一段时间，晋城干部全跑在了路上，长治距晋城，约120公里，油耗无数哪。本来基建就严重缺钱，结果跑车又凭填损耗。于是民民谣又起：“小钱买了油，大钱盖了楼”。 如今，20余年过去，一切皆为历史。冷却之后，我们回望这桩事件，似乎要理性一些。这也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就近一片模糊，拉开模糊才逐渐清晰。市管县，符合历史潮流，也是城市打破乡村围困、走向强大的尝试，用今天的思维解释，也是适应城市化运动的结果。只是需要支出的是操作手段与时机问题。这些，赵瑜先生早在他的那部作品里点透，如行政硬伤、缺少民主运作、后遗症过多等等，在此我不作赘述。但这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黄河东流去。消亡就消亡吧，谁也挡不住；既使不是上级的巨手，它也会结束！把它看成一个尘间的偶然存在就行了。套用《三国演义》的开篇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规律。 如果把赵瑜的《太行山断裂》作为晋东南地区消亡的一曲挽歌，那么本文就算作对这个逝去体制的一个小总结。我们无法拴住过去，却能顺应时代，展望未来！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地区虽然结束了，但它从文化上是不可分的。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历史上看，经常是一伙的，都由春秋末年的上党郡开宗。虽然分分合合，但其内在联系从未打破。晋东南文化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我郑重提出这个课题，提请国内外同仁关注，研究它，就是为了触摸我们这块山地上的历史和现在，使我们活得更加明白和有趣！
--------------------------------我是分割线--------------------------- 1985年，晋东南地区撤地并市。 1985年，大批地区干部在这项历史性进程中无奈选择退居二线，祖父是他们之一。 1985年，大批青年干部在这项历史进程中被遣往晋城，当时25岁的父亲刚提副科职位，风华正茂，却无奈留下妻儿，奔赴晋城，建设新的城市，是他们之一。 1985年，我刚出生。今日在网上偶遇冯潞先生《1985年：晋东南地区突然解体》一文，转载之，以念当初的我所陌生的那段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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