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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老北京的“记忆”
北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十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再此生息、繁衍。北京最早见于文献的名称叫做“蓟”。公元前十一世纪，蓟国是西周王朝的一个分封国。春秋中期，位于蓟国西南的另一个分封国燕国吞并了蓟，并迁都于蓟城，从这时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蓟城一直是燕的都城。在此后的三千多年间，尽管朝代更迭，城名屡改，北京始终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并逐渐成为声名显赫的国都。
老北京—朝阳门
【中国著名民俗画家方砚笔下“朝阳门旭日东升”图】
朝阳门，元称齐化门，门内九仓之粮皆从此门运至，故瓮城门洞内刻有谷穗一束，逢京都填仓之节日，往来粮车“朝阳谷穗“为南粮北运的第一位喜迎神。朝阳门形制与崇文门略同，面阔五间，通宽31.35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9.2米；楼连台通高32米；箭楼形制略与宣武门同，面阔七间，通宽32.5米，进深三间，通进深25米。古时为进京的交通要道，1915年经过一次拆除，1956年彻底拆除，成为历史的一个影子。除此之外，还有同名电影名称为朝阳门。
老北京东面的两座城门被该称朝阳门和东直门。朝阳门是漕粮出入的城门，京城百姓的口粮基本均来源于次。但是，现在的老人们仍有叫她齐化门的，有时也被讹称“奇货门”，大概是以前打南方来的奇珍异宝都要从次过的原因吧。走粮车。所以，朝阳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一个谷穗儿。粮食 进了朝阳门，就存放在附近的粮仓之中。现在朝阳门内的地名还有“禄米仓”、“海运仓”、“新太仓”等，那都是当年存放官粮的仓库。
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下令“筑新城，城方六十里……分十一门……东之右日齐化，东之左日光熙……” (《顺天府志》)，文中位于“东之右”的“齐化门”就是今天的朝阳门。
建成之初的齐化门与它的后世相比，不免显得简陋，仅有城楼，筑楼材质也仅为夯土而已。马可·波罗的游记可做佐证，“(大都城)环以土墙”，他还进一步描述了与城门相连的城墙的形状，“域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城头仅厚三步”(《马可·波罗行纪》)，可见当时城墙的形状是比较明显的梯形。
“至正十九年(1359)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顺天府志》)，齐化门才和其他十门一起，开始由单体建筑向着建筑群的方向发展。明取代元， 齐化门得以保存旧名，并获得几次修缮，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在明正统年间。工程从正统二年(1437)正月开工，至正统四年(1439)四月竣工，修建了九门的城楼、箭楼、瓮城等。工程结束后，齐化门改称朝阳门。
朝阳门在清代也曾多次被修缮，但城门形制仍未有太大特殊之处，《北京的城门与城墙))的作者瑞典人喜仁龙称朝阳门城楼结构普通，形制与其相对的平则门(今阜成门)城楼相同，仅在细部存在着差异。唯一的特点就是宽度较其他城楼要大，各尺寸数据也较平则门略大。 【20世纪50年代时期朝阳门】
由元至清，甚至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齐化门(朝阳门)一带是经济繁盛之地。北京城中，除“前三门”外，就以朝阳门关厢最为热闹。朝阳门关厢的热闹主要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早在隋朝就已开通的这条大运河，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连接北京与南方各省 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而朝阳门，正是离大运河北端重要码头——通州码头最近的一个城门。通州码头在朝阳门正东40里，那时离京南去的官员客商，或是由南人京朝觐、经商的官员与客商，都要在朝阳门经停。因此，朝阳门下往来客商川流不息，一片车水马龙之景，各行各业的商人看到这巨大的商机，都争相在朝阳门关厢开设店铺。更为重要的，这里是漕运粮食的必经之门，经大运河运达北京的南方粮米，在东便门或通州装车，通过朝阳门进城，储存在城内的各大粮仓中。时至今日，朝阳门附近仍有许多有“仓”字的地名存在(如海运仓、北新仓等)，间接佐证了朝阳门的这一功能。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朝阳门最先被攻破，朝阳门系列建筑也遭到炮轰。但这毕竟是外来的破坏，主动的拆除始于1915年，和正阳门等几个内城城门一样，朝阳门的瓮城也消失在这一年修建环城铁路的过程中。喜仁龙到达北京时已是20世纪20年代，环城铁路工程已经完工，在考察过其他城门之后，他说施工中影响最大的是朝阳门和同位于东垣的东直门，因有铁路从中部贯穿通过，朝阳门的瓮城几乎全部被拆毁，设有月台的火车站占据了往日由瓮城高墙庇护的场地，箭楼门洞也已失存。
使城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环城路似乎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据为各城门画过“遗像”的张先得回忆说，他曾乘坐环城铁路到过呼和浩特等地，但后来铁路停止客运，仅仅运货，到20世纪50年代就连货运都停止了，完全闲置。而记者另外访问过的几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甚至对环城铁路全无印象，再三提示之下才能忆起曾见过铁轨。   【这两张是20世纪50时年代拍摄记录着北京城的变迁】
如果说1915年的主动拆除是个序幕，20世纪50年代的拆除则是高潮和尾声。1956年10月16日的《北京日报》对朝阳门的拆除原因做出了解释，“由于年久失修，发现墙身多处下沉、裂缝，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飞檐和柱子接榫处很多糟朽，南面楼门劈裂下来。如果不拆除，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虽然此前城门的拆除已经开始，但朝阳门给文物专家们的震动尤其大。因为文化部大楼就 在朝阳门附近，文物局办公室又恰在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从办公室的窗口就能看到朝阳门。然而学者的呼吁并未能挽救朝阳门的命运，最终拆除成了定论，只好眼睁睁看着朝阳门消失在自己眼前。
1956年10月9日，朝阳门城楼拆除完毕；1958年，箭楼拆除完毕。朝阳门痕迹荡然无存，拆除前声称将要保存留待后用的原建筑构件也在“文革”中散失。
1978年，消失的朝阳门原址上建起了立交桥。截至20世纪90年代，二环路上的立交桥已经达到了29座，而这其中有14座都和朝阳门一样，是以消失的城门命名的。车辆到了此处沿转盘绕行，就像当年人们从城墙外绕行一样。喜仁龙看到过的“青枝绿叶”“绿琉璃瓦”被摩天楼群取代，曾占据过这一区域文化主体的小商品经济氛围被一种中西合壁的现代文化氛围取代。从朝阳门地铁站涌出的，有目光笃定的白领人士，有和喜仁龙一样的异国来客，也有留恋于酒吧和各国美食的文艺青年。而城门附近的粮仓旧迹仍有少许，只是换了一种身份出现，它们被房产商贴上“历史”与“文化”的标签待价而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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