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抗日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因关系的错宗复杂，共产党、国民党、美国、苏联等，各路人马轮番上场，可谓是高潮迭起、异彩纷呈，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基本上是“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这些，我们已从《暗算》、《风声》、《潜伏》等影视作品中探知一二。 同样，此时的日本，痴心妄想一口吞掉中国，在情报收集方面更是倾尽所能。 根据《辞海》对间谍之解释，亦称细作，指的是潜入敌地，刺探情况，伺机返报的人；现在指由异国情报机关派遣或指使，窃取、刺探、传送机密情报，或进行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员，既包括外国人，也包括本国人，而特务专指担任特殊任务的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看来，军事进攻与间谍谋略犹如一车两轮，缺一不可，由此，日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当时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日本派遣了一大批既精通中国事务又熟练掌握汉语的间谍以种种身份作掩护，来华刺探情报，同时，日本情报机关还收买了大量的汉奸及在华西方人充当间谍。 英国情报专家查理·迪肯曾说过：“在中国，日本人情报工作的形式是化妆成各类人员，其成效远比其他形式更大，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当时连日本妓女都附有情报收集任务，且不说如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南造云子之流。 一是日本在中国情报机构庞大。当时日本在华建立的间谍情报机构，有伪满洲国保卫局，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参谋部情报科，宪兵队，警察署的特高科等，此外还有以“机关”、“公馆”名义出现的谍报机构，如松、竹、梅、兰机关，儿玉机关，岩井公馆，六条公馆，等等；以及由日本谍报机关直接控制的汪伪特工总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新民会中央总部调查部等。 以设在上海的“井上公馆”为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日本间谍井上，以日侨身份在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开设 “通原洋行”，借中日贸易作为掩护，在中国刺探情报。时“井上公馆”间谍人员多达60余人，均为日本年轻男子，经专业训练，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多数能熟练使用中国方言。井上曾自夸说：我手下虽只有60余人，但其作用却不亚于一个师团。 二是日本在情报人员培训方面可谓做足功夫。为做好潜伏工作，不计代价、不代牺牲。当时，日本的胃口很大，为入侵新疆、西藏做准备，日本曾派出年轻间谍进入内蒙古喇嘛寺学习佛经，为日后装扮成蒙古族朝圣者进入西藏做准备。曾在河北怀县刺探情报的日本间谍小林德，在1945年被八路军俘获后，他供认道：”我们很早就想打入你们内部，帝国情报机关曾派两名懂中文的大学生学习了两年马列主义，以后又到山东学习种稻田，熟悉中国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然后又派遣到北京当掏粪工人，以便打入中国共产党。”从中可见日本人在培训潜伏间谍工作上，既长远细腻，又考虑周全。 三是多种身份掩饰。通常以开设药店、旅馆、吗啡馆和白面馆等形式来刺探情报。据统计，1937年天津日本租界内白面馆和吗啡馆就多达173家，上海法租界、虹口、北四川路等处的总数在天津之上，北平、太原和长江沿岸各城市，都遍布日本人所开设的“白面”馆和吗啡馆，即当时偏僻之地长辛店、丰台等，都有数量众多的日本间谍开设的“白面”馆，而日本间谍之选择开设毒品店，主要就是利用“瘾君子”自控力差、易于收买利用。此外，日本情报机构在各地同时开设大量的药房、理发店、料理店等，并在这些店铺所在地的城市周边到处悬挂其广告牌。 请注意：这种广告牌表面看似广告，实际上却是军事地图标记，如当时城乡各地到处可见的“仁丹广告”，上面画着个东洋老头留着八字胡子，如八字胡子微微向上翘起，表示此路畅通无阻；八字胡子的左角向下垂，即表示左转弯不通，应向右转；八字胡子的右角向下垂，表示右转弯不通，应向左转；如果八字胡子都向下垂，就表示此路不通，不能前进等等。抗战中，当时国民政府反谍部门就发现，在日军军用地图上，这类广告牌都被当作战时标记使用。 四是日本间谍潜伏之深，堪称“忍者神龟”。以“井上公馆”间谍佐藤为例。当时日本为刺探中国内陆情报，佐藤被派往河南洛阳潜伏，期间，其隐瞒其真实身份，自称祖籍为河北保定杨氏，混入逃难到洛阳的难民之中，并在洛阳北关外邙山脚下定居，以卖豆腐丝为职业，每天以地地道道的北方方言，沙哑着粗嗓子，沿街叫卖豆腐丝，当地老百姓都亲热的称之为“老杨”，而实际上佐藤打着卖豆腐丝的幌子，利用买卖的流动性与交际性，进行刺探情报、发展情报人员的工作，并搜集当时的《河洛日报》、《行都日报》、《战旗》等报刊杂志，同时还通过赠送啤酒、香烟和小日用品等，四处拉拢动摇分子，刺探收集情报，并广泛调查留日中国学生、失意政客、在野军阀、无聊文人、地痞流氓等各色人物状况，遴选将来日伪组织的人选。1944年5月25日洛阳沦陷后，当地老百姓突然看到他们所熟悉的“老杨”竟然身着日本军服，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此时方知“老杨”实为潜伏的间谍。 间谍芝原平三郎，长期混迹于北京天津等地，不仅会说流利的普通话，还会说上海、杭州等地方言，中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宁波潜伏，期间，出入于酒楼、旅馆、妓院之中，既交接国民党上层人物，又和当地的地痞流氓及各种商贩打得火热，在宁波刺探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关东军特务野元甚藏，成功潜入西藏长达数年，后返回日本，根据回忆撰写《入藏记》交给日本特务机关，此书在日本战败之后被中国缴获，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还有成功潜入西藏的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分别写出《潜行西藏十年》、《秘境西域的八年潜行》之书。 五是收买汉奸，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一是经专业训练并精通情报业务的汉奸。全面抗战之后，日本特务机关大肆搜捕中国军队的溃兵，并从中遴选合适对象进行培训，如在徐州等地开办的所谓“救国训练所”，受训人数达数百人，这些汉奸在接受训练后，多被派往在抗日战场第一线的军队中潜伏。此例枚不胜举。1943年冬季，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布了关于反扫荡作战部署的绝密文件，但在反扫荡过程中，却处处被动，被日军占尽先机，蒙受巨大损失，后在一次攻占日军据点的行动中，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竟然发现了与我军所颁发的关于反扫荡布置原文一字不差的文件。国军在1944年衡阳保卫战中，因一名潜伏所属连内日本间谍，第10军第190师第569团第3营全营死亡400余人，营长黄钟被俘，在俘虏营中他才知晓一个从江西吉安师送来的新兵是间谍，但为时已晚矣！二是战时需要临时收买的非专业汉奸。如淞沪抗战时，一些汉奸被日军收买，深入中国军队阵地，为日军飞机和大炮作轰击瞄准的标记，他们白天摇旗子、打反光镜，夜里则发信号弹，为日军指示轰炸目标。另一些汉奸则成为“带路党”。日军当时之所以在罗店镇得以轻松登陆，就是因为汉奸给日军指出一条小路，使日军能偷绕过中国军队防线，直接进到罗店镇。而这些汉奸所得的报酬，据说是日军进驻罗店镇时，答应他们有抢劫该镇的“自由”。 六是收买一批西方人，充当日本间谍刺探情报。1939年《日本间谍》一书的出版将该幕揭露。该书作者为意大利人阿马利多·维斯帕，1932年被土肥原所胁迫，为日本从事间谍工作，在其逃脱魔掌之后，为揭露日间谍活动的猖獗真相写下此书，并在上海出版。《日本间谍》一书详细介绍了“九一八”以前日本间谍在东北的各类秘密活动，包括日本关东军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经过。1943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根据阿马利多·维斯帕所著《日本间谍》一书，摄制了有声电影《日本间谍》，在首映式上，连蒋介石都出席观看。 二战时期，尽管日本为刺探中国情报殚精竭虑，最终却无法挽回它失败的命运，纵观人类历史，发动不正义之战者，鲜有好下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