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不断涌起的“以税治恶”冲动更为频繁地出现于各国，更强的阻力也随之而来。
用于筹集收入的税收，因其强制性的特点，时常被当作惩罚工具使用：治理环境污染，征税；抑制烟草危害健康，征税；防范金融交易危险，征税……近来，作为治恶手段的税收正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一些国家对其使用的力度也在加大。然而，一税终究难以万能，“以税治恶”的手段也在遭受更多的抵制。
问题，引发“以税治恶”冲动
让我们先从有“万税之国”称谓的法国看起。今春，大巴黎地区连遭雾霾袭击。巴黎市政府随即采取单双号出行、公共交通免费等一系列应对措施，可却遭到环保人士“不能治本”的指责。绿党等力量奔走呼吁，力图改变现有税制。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巴黎遭受雾霾污染的程度重于欧洲其他首府城市。除去各种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因素，人们普遍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实施的一项偏好柴油的税收制度。
据法新社报道，上世纪8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让法国经济受挫，为刺激汽车工业发展，政府出台政策，刺激制造商大量生产价格更高的柴油汽车，并通过降低对柴油的税收来吸引买家。此项政策有效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数据显示，1990年全法国行驶的汽车总数中，柴油汽车占10%以下，而到2012年，法国新挂牌汽车中已有67%是柴油动力，该比例大于西欧国家53.3%的平均比例。在此过程中，法国政府无异于欠下一笔“人情债”，尽管柴油污染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税收优惠仍被延续下来，目前平均每升柴油要比汽油少缴税20欧分。
此次雾霾来袭，要求消除柴汽油之间税收差距的呼声再次高涨。如一直在为相关税制改革努力的法国绿党议员丹尼斯·鲍品日前表示，随着车辆尾气排放标准的收紧和其他燃料效率的提高，废除支持柴油的政策正当其时。但另一方面，倘若为了改善空气质量转而倡导汽油车，不啻将导致法国汽车工业结构性的大调整，政府自是不敢轻举妄动。一场雾霾，无疑将加速法国各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博弈，也使税收问题的解决变得更迫在眉睫。
类似的，为解现实难题而牵出税收二字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在上月刚刚公布的新财年预算案中，英国政府面对挠头的“海外炒房团”、“史上最贵荒地”、“伦敦人大逃亡”等“恶现象”，不得不重启对价值25万英镑以上的房屋征收2%印花税的规定，而任何通过公司购买价值50万英镑（而非原来的200万英镑）以上房产的人，除非将房子出租，否则必须缴纳15%的高额印花税。作为地方主政官员，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更是呼吁市议会将市政税提高到惩罚性的标准之上，以惩戒这些长期空置的屋主。“地方政府负起责任，重新打造市政税, 正是现在要做的事。”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无涉大局却难以对付的“小恶”，许多国家也选择了税收手段。例如，因研究表明，高含糖量、多添加剂的软饮料可能对公众健康造成潜在伤害，近年来多国正在采取与控制烟酒相同的方式控制软饮料消费。如法国、希腊、丹麦、芬兰等国已有软饮料税，越南财政部正在考虑对软饮料征收特别消费税，而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也对非酒精饮料征收了销售附加税。上月初，英国卫生部首席医务官戴姆·萨利·戴维斯甚至建议政府征收“食糖税”，以应对英国人日益严重的超重问题。她说：“如果食品和饮料制造商不能自觉调整产品配方，那么，出于对公共健康利益的考虑，当局就可能需要推出类似‘食糖税’这样的强制措施。”
征税，遭遇各类阻力
任何税收的开征或增加都会遭遇阻力，治恶之税也不例外。探究阻力的来源，不外乎利益割舍及效果存疑两个角度。
比如，以治恶面目出现的“绿色税收”之所以近年发展迟缓，就是因为在利益的重新分配方面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这一点从澳大利亚碳税的命运中可见一斑。
201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引入碳税，规定本国300个最大的碳排放企业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须上缴24澳元税收，然而，矿业集团、商业团体及部分民众对此强烈反对，新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也以“碳税打击澳大利亚竞争机制与竞争力”为由，提出碳税废除法案。该法案于去年底获众议院通过。联盟政府承诺用一个“直接行动计划”取代碳税体系，即由“征税”转为政府向那些将碳排放量降到特定水平的企业提供补偿，但这又被工党和绿党的政治家、环保人士等谴责为“将澳大利亚引向倒退”。
此后斗争一直持续。上个月20日，在澳联邦议会参议院的投票中，反对党工党和绿党联合起来，利用两党在参议院的议席优势，以33票对29票否决了联盟政府提出的碳税废除系列法案。不过按规定，执政党可于3个月后将法案再次提交参议院表决。看来，澳大利亚进行低碳变革的决心与关隘重重的现实仍要发生更多碰撞。
一项税收政策出台与否，除根本的立场分歧外，争议更多来自于其实施效果的非确定性。于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出现了：税收真的能扼住“恶”的咽喉吗？例如，软饮料征税议题在英国一直存有争议，原因是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利用税收来实现减少英国肥胖者这个目标似乎不切实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食物及营养学教授汤姆·桑德斯认为，对含糖饮料征税可以减少肥胖者的说法是天真的。他指出：“目前含糖饮料的价格非常低，税收只会让它的价格提高一点点儿，而这微不足道的涨价并不会影响人们购买含糖饮料的热情。”
当然，人们的怀疑还来自于对“恶”的界定并非十拿九稳，而且，“以税治恶”这招如果应用不当，极易形成“恶法”，伤及“良善”。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提出金融交易税计划，这既可以说是对金融业贪婪之罪的一种惩罚，也可以说是对未来金融业风险未雨绸缪的一种手段。由于牵涉因素太多，金融交易税可能会拖累仍旧疲软的欧洲经济、国债市场以及退休基金和个人储蓄。这些潜在的负面影响不但妨碍着人们对于金融交易税的接受程度，也势必成为欧盟决策者必须充分考量的因素。
博弈，渐渐理出边界
迄今为止，“以税治恶”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烟草领域。在多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烟草税最高达到一包烟售价的65%；而在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烟草税最高为烟价的40%。为什么情况会如此？原因或许正像英国的一项研究报告所显示的，增税与控烟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近期，英国癌症研究会的研究人员回顾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63项关于吸烟原因和后果的研究，发现赋税增加能够让年轻人打消吸烟念头，鼓励烟民完全戒烟而非购买廉价烟草。
研究结果显示，烟草经通胀调整后的价格上调50%，烟草销量减少1/5，最受影响的是年轻人和贫困人群。如果烟草税增至3倍，全球政府部门来自烟草行业的税收增加1/3，而烟草消费则会减少1/3。
英国癌症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哈珀·库马尔称：“研究显示，烟草税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杠杆，可能实现三赢，一是减少吸烟人数和因烟瘾而死亡的人数，二是减少与吸烟相关的医疗费用，三是增加政府收入。”他由此呼吁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定期提高烟草税收。在目前国际上掀起的新一轮控烟潮中，提高烟草税税率已被各国视为一种最有力的手段。
大洋洲无疑走在了这场控烟潮的前列。在澳大利亚，烟草税的最新一次上调是在去年12月，幅度为12.5%，虽不及上一次提高烟草税税率（2010年上调25%）的幅度，但此后3年澳政府还将连续执行3次上调12.5%的政策。在新西兰，作为实现到2025年新西兰吸烟率低于5%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是政府连续第三年在新年伊始将烟草税提高10%，且此举还将延续至2016年1月。
在欧洲，本届西班牙政府也已多次上调烟草税，仅2012年就上调3次，致使烟草销量下降了2.4%。去年，西班牙又对每盒香烟增税约0.15欧元。在亚洲，调查显示，新加坡吸烟者尤其是18岁~29岁年轻烟民近年来有所增加。2月，新加坡政府刚刚将烟草税上调10%，据称这是2005年以来政府首次调整烟草类产品的税率，目的就是减少人们消费烟草的动机。
如此大规模的提税政策之下，是烟草产业链条的利益博弈。烟草业的利与弊，就像硬币的两面。国家财政是烟草税利的最大受益者，而公民健康则是烟草危害的受损方。作为一种“寓禁于征”的经济手段，烟草税所体现的，是政府在两种压力间寻找到平衡点。
在上述理论与现实的框定下，“以税治恶”的合理边界似乎越来越清晰：
首先，作为治恶手段出现的税收，其作用的课税对象必须具备公认的危害性。通常，人们会对那些给青少年造成威胁的“恶”痛下杀手而不留余地；其次，某一税种的开征或调整要能够为国库带来充盈的收益，或者其收益可以明确用于治恶，即用于改变目前不良现状的项目中去；再次，“以税治恶”之中要统筹兼顾，不能侵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后，治恶的力度也要适当且符合一国一地的实情，否则可能会激发逃税等行为，使原本的构想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