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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先生是我国最早的古希腊哲学专家，曾任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49后赴台湾，后转美国任教研究，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苗力田、汪子嵩、王太庆等诸先生都曾受教于陈康。
先论前人——严复（几道）的翻译理论——“信”“达”“雅”。 “信”为翻译必须满足的； “达”只是相对，要“达”除译者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需要读者预先作好对所读内容的相应准备，否则无异于对牛弹琴。这里陈康举了两个例子： 若无哲学方面的严格训练，无论文笔，黑格尔《逻辑学》总是不达的。（今天我们可说：陈嘉映在文字上是足够讲究的人，但其译作《存在与时间》仍然对大多数人为难读。） 相反，纽约街头撞车的新闻，无论文笔如何拙劣，对一般人总是“达”的。 因此陈康说哲学译文的“达”，不可以一般读者为标准，而应以翻译的理想读者为标准。 “雅”的地位最低，可视为哲学翻译中的脂粉。并且“雅”与“信”往往不可兼得，此时需舍“雅”取“信”。 陈康先生在理清关于翻译的陈诉之见后，进一步论证翻译的价值并非是给那些不懂原文的人，对那些懂原文的人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其价值体现在如下： 1.校勘方面； 2.不同字的联合有不同的意思，以致影响对于整个思想的看法。如翻译在学术上有价值，读者应可看出译者的见解。 在这段里陈康先生说出了一段著名于后世的话： “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 后文，陈康先生具体罗列出古哲学著作注释应包括的几方面： 1.文字的校勘； 2.词句的释义； 3.历史的考证； 4.义理的研究：(1)论证步骤的分析；(2)思想源流的探求；(3)论证内容的评价。 以上摘自陈康先生译，注释之《巴曼尼得斯篇·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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