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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卢山（80后诗人，南京师大硕士研究生） 回答：王彦明（80后诗人，诗评家） 方式：电邮（南京—天津） 卢山：《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终于出世了！这里，我先要向您和为该书付出劳动的编委们表示祝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悄然而至，确实需要做一个总结，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对于处于相对边缘的诗歌而言，这也是对这一代人的保护与鼓励。应该说。这本书及时的为一代人的写作作出了一个认可与祝福，同时似乎也是某种形式上对80后（也是我们）新的期待与送行，它为当代中国诗歌的血脉与文学史的延续提供了某种专业文本的支持。彦明兄觉得这部“黄皮书”有没有将所有的80后优秀诗人“一网打尽”？任何选择，都是“体现编者的审美观和判断，都是主观与偏见的结果”（赵卫峰），您也说过“一个选本，如何选都无法做到讨好所有人，这就像做人一样”。这部书的“主观”与“偏见”究竟是什么呢？ 王彦明：对于这本书的出版，我和其他编者有一种期待：作为终结，也可以成为一种开始。十年光阴匆匆而逝，它足以成就很多人，也足以湮没很多人。这是历史和自我的双向抉择。作为我、其他编委和主编赵卫峰兄，我们只是充当了“好事者”和义工的角色。诗集出版被看成出版“毒药”，那么这本诗集的出版，是我我们为自己的青春制作的带有兴奋剂性质的“毒药”——有害身心，却乐此不疲。正是由于“主观”与“偏见”，才带来了这种让人深陷的“兴奋”——对无本近乎苛责的要求。 编书是做人的延续，尖刻的脾性要求我们对这本书的文本期许是最好（起码是以我们的眼光要求）。具体而言，这种“主观”与“偏见”，包含摒除强大的公共话语力量在我们认知中的破坏力，剔出自我主动突出诗歌语言的作者和精心挑选具备诗史的文献材料等。我们只是努力做好自己，虽然难免有所遗漏，但我们期许做好。 卢山：为什么叫《漂泊的一代》？聂鲁达曾在《孤独》一诗里写道“而明亮的鸟/飞着，在地上没有根”，我们的漂泊是因为“无根”，我们的“根”在哪里？您曾说过“把80后诗歌归结为‘漂泊的一代’，并非完全传承了70后诗歌‘尴尬的一代’的意味”，“漂泊”的指向是什么？“漂泊”状态何时结束？ 王彦明：“漂泊”是有“在路上”的意味的，这里的漂泊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当文化、历史、哲学、意识形态等重荷在80后一代的内心世界被释放，诗人退守内心世界，他们的创作往往可以达到发现新大陆般的新奇感受。“漂泊”的状态里，路、行走和强大的内心，就是根，在路上，是一种苦行僧般的修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动荡不安，“根”在此间会不断发达，藉此年轻的80后才能更好地吸收养分。 “漂泊”的指向，是生活的动荡感、个人情怀的飘忽状态和写作的不稳定性。这种状态不是坏事，心不死，“漂泊”不止。 卢山：我们就这个“根”的问题再来“顺根摸瓜”吧。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的困惑：写作资源的枯竭或者说书写的重复与堆砌，一种迎面而来的写作无力感、自我挫败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90后诗人开始拾级而上的时候，我们是否感到了新的压力？作为该书编委的刘波先生就80后诗歌曾提出了“从青春书写到精神成人”的问题，丁成亦曾发问：我们还能以青春的名义坚持多久？唐不遇也说：三十岁后不坚持就真的意味着前功尽弃。您作为诗与诗评兼为的“老80”，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困惑？或说您是怎样度过某一阶段的“精神断乳期”的？ 王彦明：每一个代际的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无奈与困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所涉及这些问题，第三代和70后是否同样需要面对？写作的历程是淘洗的过程，最后成金的未必是胜利者，但是一定是最有韧性和毅力的热爱者。自己的身心应该在其间得到了洗礼。压力也可以视为动力，在历史的衍进过程中，最先被淘汰的一定是“坐井观天”的盲目自大者。90后的冲击，才让80后奔跑，才能让他们运动，一直“漂泊”。这恰如世纪之初，80后对70后的赶追。 从“青春期”的荷尔蒙般的书写到成为具有人格的写作者，需要超越自己我的极限，还有对技艺的重新磨洗、对生活的再次体认。度过“精神断乳期”最重要的，还是深入生活和拓展视野。内心的强大，往往可以帮我们度过难关。 卢山：这本80后“黄皮书”不仅集中了一百多位80后诗人的诗歌，也是一次80后诗人的集体亮相，无论如何，它都让当代诗歌见识了80后诗人的磅礴之态，可说是当下关于80后诗人和诗歌的权威文献。当初你们怎么会有编著这本书的想法，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之类的？它与之前如《80后诗歌档案》等关于“80后诗歌”的集中展示有何异同？ 王彦明：追根溯源，编选这本书的初衷是“中国80后诗人十年成就奖”虚拟评选的延伸或是进一步的有效而完整的总结。但编辑的过程中，赵卫峰兄的思路一直在拓展，以求从文本和诗人的“以点代面”逐步触及现象学与史学层面的“80后”诗人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 万事都无法做到完善，我们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目力所及的范畴里，进行最为完善的整合与修正。在现行的中国环境里，该书有极少内容有妥协的因素，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手头已有各种80后的诗歌选本，包括《80诗歌档案》，其实彼此间有的明显是设计倾向的差异，思路的差异。《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由于晚出，类似各个选本的总结，也借鉴了它们的优点，所以相对更文献性，全局和多维。 卢山：《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的核心价值观给出了这样一种可能：80后诗歌文本精粹，80后诗人精神脉象。您也曾指出这部著作“将文本与‘精神’契合。呈现的意味，远大于编选本身。精神的梯度，在这本书中显得清晰异常。”赵卫峰是70后，隔代如隔山，比如说，文本精粹，是指在诗艺的选择上有突破？“精神脉象”？据你所知他是如何判断和定义的呢？ 王彦明：现代人爱讲的“代沟”一词，放在诗歌界里部分是失效的。80后可以选择近乎70后那样“起义”般的登场方式（70后的潘漠子说“你不给我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你不给我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80后的春树说“1、我们的诗还没有形成气候；2、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扶植我们，我们自己关心自己，我们自己扶植自己；3、可能也是太无聊了吧，青春本来就需要轰轰烈烈的事件来点缀。”，两者殊途同归），我们就不难理解70后如何能恰到好处地为80后把脉了。再说“医不自治”，老大夫是不是更让人信任？在70后里赵卫峰、刘波等诗评家他们不断为80后诗歌立言、呐喊，其相对准确的探测与清晰的指认，无疑对80后诗歌是有效的，至少是“另一种证明”。 诗艺的突破，更多来自于写作者内部，于编选者而言，“文本精粹”，更多是指对类型文本代表性选择，这就能避免一本选集风味单一的情况了。“精神脉象”则是80后这代人带有共性的精神倾向，在面对历史、时间、意识形态等“庞然大物”的态度和在个人世界里的内在精神。显然这本书已经从这些层面做到了，这是值得庆幸的。 卢山：对于80后而言，我们这代人曾经乃至现在都热衷于把诗歌倾吐于虚拟的空间，在这过程中，网络似乎怂恿我们一开始就欲谋取话语权，但是此书出现似乎以要表明，话语权其实也是写作质量及其基础上的诗人个体影响力，它最终仍然取决于文本的质量？能否预测，下一个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我们这代人究竟会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来呈现其文本并继续其诗歌生命？ 王彦明：网络世界洞开，写作门槛降低，加之网络依赖症正在影响着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80后诗人基本上网都是比较早的（但不是最早的）。从世纪之初，春树在“诗江湖”振臂一呼般的呐喊“所有80后诗歌爱好者联系起来！！！”迄今已经十年有余，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种预谋般话语权争夺战。不说80后与其他代际，仅就80后诗歌群体内部而言，这样的争夺战、分裂就在一直发生。登场、位置，成为80后迫切的需要，他们努力为自己“写历史”，本身是不自信的体现，而最终对话语权起决定作用还是文本。历史里湮没的风尘，只有金子最终不变成色。 下一个十年，甚至二十年后，我们这一代呈现文本的形式，除了当下的刊物（包括官刊和民刊），更多要依赖于多媒体的方式。网络是多媒体的一种，我们不可排除地对手机等其他形式要抱有期待。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诗歌的呈现与发展，依然要与媒介紧密结合。当然前提是文本的过关。 卢山：我们呼唤着“抒情的沉思”，抑或“智性抒情”（王东东）。但又容易矫情与滥情，我也曾有文指出“80后诗歌写作中的‘装逼主义’形式多样层出不穷”，在理解和排除其中过于偏激的情绪后，我想问的是：反思？如何反思？如何提高抒情的纯度？出路在哪里？ 王彦明：王东东和你的文章，我都深入研读过，是有识见且性情的文章，已摆脱了无聊的“学院腔”和评论的八股模样。“矫情”与“滥情”，是中国诗歌中传统抒情的痼疾，现代人不假思索地“拿来”，未及深究，又开始奉为圭臬，这促使这一陋习沿袭至今。恰如我们前面谈写文论的写作，“腔调”左右了性情，诗歌写作中，抒情的纯度，根本还是要回归传统，所谓“抒情的沉思”与“智性抒情”，都是“诗经”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式。我们过于在意传统里粗糙的部分，往往忽视最本真的部分。而这种行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都是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靠拢的，因为那个方向降低了难度和减少了思考。 卢山：一个比较现实且古怪的问题：写诗这些年让您和您所知的同路人们失去了什么？王家新曾写过“我的写作摧毁了我，我的写作拯救了我”的语句，在被物质欲望绑架之后，未来更加遥远？我们还要不要写诗？我虽无建树，也不迷信诗，但又也绝不会背叛诗。我这种矛盾感，是否也在80后诗人中普遍存在？ 王彦明：写作的矛盾感，普遍存在于所有的诗人中。天才如李白、苏轼，何尝不是如此？王家新的话明显在告诉我们在写作得失都不可或缺。生命本身就是矛盾重重，在被物欲绑架之后，我们的路途更加艰险，但也更加充满乐趣。诗人是敏感的、脆弱的，也是思维最清晰的，对世界认知赋有前瞻性的。写诗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保存最后的诗意是必要的，“我信有天使在我屋顶飞翔”（徐江语）。诗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种内在的命运，也是一种忘我的坚持。 卢山：有观点认为，“每隔十年，就有一次新的简单的命名将前者覆盖。我不认为这是很好的一次考虑。”赵卫峰对此有过“是为了提示与区别”的解释，是为呈现呼唤精英。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再来看这本书，我们的身份标签依然是80后诗人，但肯定那时“80后诗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许也会有太多的80后诗人中途退出，所以我以为这本关于80诗歌的“黄皮书”定位是留此存照？ 王彦明：我一直认为十年的代际划分，有牵强和“一刀切”的味道，这种划分更多是方便了批评家和“造势”者。十年作为终与始，是含混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群体里也有其相对清晰的面容。每个个体都有其个性的一面，也都有其不能逃脱时代和个人命运共性的一面。赵学成就认为80后诗歌有其内在的有效性的，这就说明这种代际的分野也是有其有效性的。当然80后这个群体还没有意识到内在呼应的必要性，所以相对于70后诗歌，80后诗歌还过于松散和不稳定。 时间会改变很多，包括认知，包括对自我的定位。十年后，乃至更久，我们对自身标签的认识和体会更深，群体的味道会更加突出，内涵自然迁移。大浪淘沙，就像对技艺的追求，我们一直在改变，80后诗人的消失与退场，是一种自我精神的选择，我们都无法改变。在现有的情况下，部分80后诗人正面临“而立”的困境，退场是可以理解的。克莱夫·贝尔说：“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甚至是文学，都在物质主义传统和溶解性传统没踝的泥泞中举步维艰。” 留下这本书，我们的目的确实是想留此存照——“为时光留下一份异样的青春礼物，为诗歌留下一份意义的真情记忆！” 卢山：不知彦明兄注意没有，在交谈中我一直使用了一个词：“黄皮书”。似乎这是一个让人特别敏感的词汇。从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的源泉，到今天我们这代人的考研用书，我忽然发现它们似乎与青年人有着惊人的精神“暗合”与“纠缠”。那么我们手中的这本“黄皮书”呢？赵卫峰一直强调编著这本书是一种民间行为，那么你们所代表的“民意”是什么？或者说这本“黄皮书”与我们这代人有着怎样的“精神纠缠”？ 王彦明：从第一个问题我就开始注意“黄皮书”这个概念，它让我想起了“白皮书”、“黑皮书”和“灰皮书”。色彩上的差异，实际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差异。那种暗色调里蕴含的隐忍、警惕、伺机而出的力量，让我激动过、战栗过，而“黄”色在设计学和广告学领域，是冲击波，是生命力，是破坏与重构，正契合了青年人的精神向度。 相对于“官方”，民间更加内化，更加前倾。官方的舍，往往以得为前提，而我们编选，顾忌的往往是选本本身的质量和史料价值，这本书不在意“全”，而在意代表80后诗歌代表面貌、诗人的在场以及80后诗歌中被遮蔽的部分的浮出水面。这本“黄皮书”基本就是80后诗歌、诗人以及诗人生活的精神呈现。 卢山：从当下的80后诗歌潮象，赵卫峰所言的“校园”的作用与影响力将会加大，您如何看？今天我们来为80后诗人送行，明天可能就轮到90后们了。以此是否可预言“90后诗歌”？ 王彦明：诗从来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就像这个世界必将属于“后浪”。在知识的破坏与修复的双重循环里，校园的作用和影响力必将加大，当前80后的代表性诗人和代表性活动，还是相对集中于校园的。校园也许会成为现时代最后一块清洁之地，它与诗歌的契合，会使之成为诗歌最后的阵地。“明天”，依然会是今天的延续，会有小的出入，如果不遭遇大的变动，我们的生活会依然平静如斯。90后今天依然孱弱，明天，只能留给我们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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