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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应该还包括绝大多数南方人）到北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不认识路，还不算最糟的；比不认路更令人痛苦的，是问路。你本来期待的对话模式是“一问一答”，但往往你听到的不是“问答”，而是更多的“提问”——那是因为一个有方向感的人，正在向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提出了分辨东西南北的难题。
我要是碰到了这种情况，第一招，赶紧仰望苍穹，试图找出太阳的方位，如果碰到阴天，这一招也就不灵了； 第二招，死赖着不走，慢慢引导着人家把刚才的“导游词”翻译成带有“左右”的版本； 第三招，只能颜面大失地拿出地图，在此过程中，要努力克制自己问“我在哪里”的幼稚问题，直到对方为我画出从起点到终点的路线。 北京人（应该还包括绝大多数北方人）辨别东南西北以及看地图把二维转为三维的高超辨识能力，始终令我敬仰不已，以至于我一直想要知道在高考中，是否北方人的立体几何得分率要远远高于南方人。要知道，在上海，完全不说南北，只说左右。而体育课上列队练习“向左转、向右转”，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童年阴影，乃至到大学军训时，有不少天之骄子甚至对辨别“左右”都充满心理障碍。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我常常想，方向感到底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是否从小把练习“向左转向右转”改为“向东转向西转”，或者把踏步的“左右左右”的口令，改外“西东西东”会对方位感的培养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这样做的代价，要么是孩子们互相撞得鼻青脸肿，要么是学校要增加教学经费，因为连老师都得从北方南调。 说白了，其实就连左右不分，在上海也是可以被宽容谅解的，因为上海人设计了一种更形象表示“左右”的说法，那就是“大”和“小”。想象你正在一个十字路口，右转，转的幅度比较小，所以叫“小转”；左转，转的幅度比较大，当然就是“大转”。难怪有人说起上海人的方向感始终停留在幼儿园水平，因为分东西南北，是小学教学大纲中需要达标的内容。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上海人缺乏东南西北的方向感，但在上海却很少迷路，哪怕你去找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只要有地址，都还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在我看来，这和上海人约定俗成的定位方式很有关系：精确、简单。 坐上出租车，报地名时，上海人都习惯报两条垂直的路，比如南京西路陕西路，就如同把城市看成一个大的坐标，两条垂直的线，就能确定一个点。就连现在的上海公交线的站名提示，也开始更多地采用两条路名叠加的方式，更准确地告诉你下车的地点。 这和北京很不一样，看一眼北京公交线路的站名：某某门、某某庄、某某桥……每个站，都像是一个旅游景点，需要你在这周围多转转，才能找到真正的目的地。一旦问路，你听到的行走方向，都是以某个大建筑作为参照，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向延伸。这和新加坡很像，新加坡人打车，喜欢告诉司机自己要去的地方在什么大厦什么楼，不过，新加坡的市区和北京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若是要求北京的司机把全京城的大厦大楼背得一清二楚，凡能通过这种魔鬼训练的司机，估计早就跳槽做房产中介了。太依赖标志性建筑定位的后果就是，一旦不认识路，找起来几乎就是瞎子探路，花多少钱时间能找到，很有点撞大运的成分，因为那些地址已经变成“熟悉的人不用看，不熟悉的人看不懂”。 我曾经慕名去一家北京有名的烤鸭店，地址写的就是：团结湖北口3号楼，宽泛得连个路名都没有，看着就让人心慌。司机先是找到了他印象中的“团结湖”这个大区域，然后凭着方位感，找“北口”，这一路停停问问，司机倒是热情而敬业，让我很不好意思，真觉得应该在车子外面装一个喇叭，司机问路的时候，就不必每次都下车。 无奈之下打电话到店里询问，想问问这家店是否在两条路的交界处，服务员始终给我“长虹桥东南、三环边上”的提示，好容易找到了，发觉这家店是沿街的，而且就在两条有路名的道路交界口，可偏偏他们不用路来定位，让我这一阵好找。 在北京找到北，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找路难；上海即使不找北，找路也容易。我曾经深刻领教过北京快递的奇慢速度，怪快递员偷懒？这不是主要原因，除了北京太大，路不好找，或许也是问题的症结。而且随着北京城市区域的扩建，如何提高地址路名和交通标志的匹配度，就更是一门学问，拿“望京”来说，连经验老道的老司机都觉得头疼，除非是客人指路，要是自己硬找，肯定要走冤枉路，几乎没有一次是能够“一步到位”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除非地址有误，仔细找，总能找到的。对啊，就好像你用Indesign能排版，用word也能排版。但如果把城市的道路想象成电脑界面，一种是友好的、好用的、容易上手的，另一种则反之，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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