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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素有看不起外地人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发祥，恰是上海人自己先被看不起。 上海历代移民都必然受到轻蔑的对待，而轻蔑他们的人往往就是上一代的移民，已经生根为上海人。对待外地人，上海人喜好在容纳中排斥，确切地说，是在排斥中容纳：上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视作最骄傲、最排斥的城市，而同时上海恰又是最兼收并蓄的城市。 经过租界文化的强制性浸染，上海人的文明礼仪意识在国内是最高层次的，这就是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将外地人称作乡下人的资本。又不得不承认，以前，当一个非上海籍、甚至是下只角的人被当作乡下人羞辱的时候，除了耿耿于怀羞辱，同样要紧的就是改掉被人羞辱的习惯，就会在心底暗暗学上海人，包括口音、腔调、习惯，渐渐地被上海人同化。如果有一个外地人乘公交车站在车门口，首先就会遭到卖票员嘲笑式的教育：往里头跑点，急啥啦！如果是一个厉害点的上海乘客下车，还会不露痕迹地蹭外地人一下，还很有理由：啊哟，我还当侬要下车格！“乡下人”称呼，就像租界文化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是侮辱，也是侮辱式的教育。多少年来的外地人、下只角的人，就是如此“梅花香自苦寒来”。 即使是对台湾人，上海人也一点不买账。据说将洋酒当黄酒一大杯一大杯喝的，就是一些台湾老板的始作俑，上海人称他们为“台巴子”，后来也叫做巴子，形容一掷千金而没有文化的小老板。 如今上海已经不排外了，非上海籍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上海人，潮水般地涌入上海，上海却没有了同化的动力和能力。以前是一两个“乡下人”备受环境的熏陶乃至改变，如今有上百外的新上海人，环境已经没有能力改变他们，而他们足以改变环境。 上海话的话语空间日渐狭小，意味着上海在开放，也意味着新上海人与上海人的差别也来越明显。如果一个新上海人与另一个新上海人结婚，那么他们的口音不会被上海同化，他们的乘车习惯不会被上海同化，他们的习俗不会被上海同化。当新上海人再也不必担心被嘲笑为外地人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和旧上海人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越来越不容易弥合，只有当新上海人的孩子长大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上海人。“乡下人”是一把双刃剑，现在这把双刃剑没有了。 郭敬明是四川人，也曾经是上海大学的学生。某次他接受记者访问，侃侃而谈自己对上海的印象：“我从四川默默无闻地来到上海，从一个学生变成了明星和公众人物。我想记录下我们这个年代的上海。”他将要写的上海题材的小说，极有可能会比王安忆的《长恨歌》乃至任何一个上海作家有更大的发行量，但是也可以相信，郭敬民迄今为止还不会说几句上海话。曾经有人将郭敬明引为上海的骄傲，立刻有人瞪大了眼睛问：啊，伊是上海人啊？勿要吓我噢，伊会讲上海闲话口伐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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