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者
他把他的思想作为生活的盾牌或堑壕，与他的对手签订城下之盟；他不但把它应用于对生活的理解，而且用思想的唾沫调和生活中难以消化的部分使它适合他虚弱的胃。他承认对于生活他胃口不佳；骑马，游泳和旅行一切行动都使他疲惫：“我与我的身体相处不好，它渴望我和它一同下坠——”有时他又把它变作进攻的矛。“在一场从床上发动的战争中，权力永远是一剂强有力的春药”，女人们献身于他但与他本人相比，她们更渴望与他的思想上床在与他的关系中，那些女人以身体为代价，获得了她们渴望的“存在”，而他得到了他所渴望的女人的“多样性”；蹊跷的是，“偶然的爱情”似乎比“必然的爱情”更易使他确认自己的存在，并使他相信“生活不同于词语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是湿润的——”；他用他的独眼观察生活，并得出了独具慧眼的结论“我们必须在每一特殊的情势中发明出道德的直觉”：在卧室地板上，道德的湿迹留下摇曳的花纹，显示了人性的诡计惯于隐藏于感情的弥天大雾中，越来越不露痕迹他使劲咬着烟斗，仿佛它是生活的把柄和蔑视的理由。“我最终的命运是成为一本书，一些词语——”，但是尘世的声名有赖于激进的行动，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但在红色中国和古巴，他厕身被接见的行列；“我更渴望拥抱她们赤露的身体，介入其实是次要的”，出于好斗的本能，他伪造了他的一生。他死的时候，巴黎万人空巷这也许是他最得意的一天，“借助于女人和兴奋剂，我出色地忍受了生活，现在我再也不会为它呕吐了”，但是，“他真的存在过吗？”：一个存在主义者永恒的疑惑199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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