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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炉子”这种东西，对于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当年无论是走进哪幢房子，首先可看到的景观都是炉子，也许在灶间、也许在过道、更也许，由于所住屋子的不通风，只能将其“请”到弄堂里，借助蒲扇的风力来点火。而这时候如果用来生火的废纸、木块是带点潮湿的，刹那间便会浓烟滚滚，一直弥漫到整条狭窄的里弄。 那时候，不管这家人家有几口人，哪怕就一口人，也都拥有一只煤炉。煤饼则是凭卡去买的，限量供应。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学校的喇叭里在广播，哪里哪里又有共青团员做好事，帮助隔壁的孤寡老人代买了煤饼。 对某幢石库门房子来说，一个灶间一般都只在四到六平方米之间，然而却至少可放上十来个煤球炉子，且一只只紧紧挨着，每只上方都安一个灯泡，大部分很暗淡，只够照亮自家的锅子，稍远一点就看不清了。到了开饭前后，灶间里往往挤满了人，走路要斜着身子互相让道。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自然是没有什么家庭隐私可言的，谁家吃什么、煮什么，吃好了吃坏了，全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一目了然。太太们虽然表面上说着客套的话，心底下却在暗自攀比，碰到比不过的时候，便赌着气回屋里找点由头向自己男人发牢骚，只不过上海女人即使是发牢骚，腔调也是很嗲的，带着几分慵懒，仿佛炉子上水开时候的袅袅水汽。 在张耀先生的《上海77层楼》一书中，那个近乎古朴的、似真似幻的煤炉显得很“正点”，几乎让我以为是油画出来的效果了。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的确是有着这样一个煤炉的：炉子上总是煨着的一“铜吊”的水，旁边铺满煤灰的“畚箕”里则可能卧着一只猫儿，而无论是灶间里昏黄温暖的光晕、锅碗碰撞的声响，还是人来人往的杂沓，这一切总让我感到一种当然。面对现在的上海“新新人类”，你已经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生炉子”了：那些黑色的、敦实的、有着孔洞的“煤饼”或者可以凭空想象；用来生火的刨花和木块，也许在家里新房装修期间见过一两次；可那黄褐色的铁皮炉子、煤钩、炉铲和火钳，那是连陈逸飞画里都找不到的了。真正属于家的感觉。那种浓郁的人情味道是现在林立的新社区和“独门独户”的新上海人永远无法体会的。 就好像如今石库门房子在人们心里，也全都似黄陂路“新天地”里那样的高贵和精致，昔日上海屋檐下拥挤的“灶披间”以及排成一列被烟熏黑了的煤炉们，如今早已湮灭成一种历史，甚至因为怀旧、因为岁月的洗礼，而升级成一种时尚———一种只属于过去年代的、转瞬即逝的时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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