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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追忆七情六欲(05.9.20)

 江苏常熟老李 2014-04-13
这就好比在外滩3号里周游并最后选中了一件阿玛尼衬衫时的那份幻觉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经是一个生香活色,涌动着七情六欲的世界。但随后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这种迷人的都市电力消失了,昔日五光十色的上海滩像是影剧落了幕,骤然间黯淡了下来。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只有在新感觉派作家对那种都市化生活方式的描述中,才能依稀触摸到那种生活方式所包蕴的内在魅力。其实,对于这座开埠已百年的城市来说,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根植在人们心底里对美妙生活的欲望和渴求是不会变的。自1965年开始,这种欲望和渴求就在都市生活的每一个时段细枝末节里暗流涌动着,悄然推动着我们的城市一点点的萌动和苏醒。
  有这么一本书———《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便忠实地记录了这样一段复苏的过程。早在16年前,作者王唯铭就开始以“都市狩猎者”的身份游走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对上海的开放历史作着持久而热情的目击报道。这一本书是王唯铭“城市之旅”系列的关门之作。它截取了1965年开始到2005年这一段上海历史上最丰富多元、瞬息万变的时期,从上海人生活方式和影响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动力”这一视角出发,深入地记录了上海主流人群与非主流人群的基本生活情状,描摹出当生活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在这种变化背后灵魂的激烈震荡。
  在这里,我们将依循着“狩猎者”的笔脉,来回溯40年来上海城市复苏的点点滴滴,追寻几代上海摩登男女们共同缔造的城市记忆。

  1967年的咖啡香

  1967年,年轻人们开始轰轰烈烈地闹起了革命。偏偏有这么一个上海小开觉得实在是无趣,于是悄悄跟大时代说了声再见,逍遥地窝在家里,像过去一样的慢条斯理地品尝起最心爱的咖啡来。他将从“长春”买来的咖啡豆放进一只钢精咖啡壶里,倒进适量的水,随后,看着由于水温变化后咖啡壶顶部那个玻璃球中的颜色变化,看着咖啡壶中的气体如何在玻璃球间上下回旋,然后细腻而真切的感觉着咖啡的香味在房间里一点一点的弥散开来,淹没了整个房子。几十年后他回忆起当年煮咖啡的情景时还一脸的陶醉:“当咖啡的浓香充满一房子时,没有人可能了解我心里的感受,那种完全放松、沉醉、快乐的感受。”
  相比起来,现在商场里的电子咖啡壶乏味多了,既看不到蒸煮咖啡时白雾缭绕的景象,又闻不到咖啡煮熟时那股让灵魂眩晕的浓香,只听见兹啦兹啦的一阵水沸,人们把咖啡倒出来盛在随手拿的杯子里,一股脑儿地加些牛奶、炼乳和方糖什么的,咖啡里原来那股苦涩的芳香却只好让喧宾给夺了主去。

  “三包一尖”和“大、小翻领”

  格子衬衫包裹着上身,裤子将臀部绷得紧紧的,裤子的脚管只有4寸,因为一般人的脚根本无法进入,所以在狭窄的脚管处装了一根锃亮的拉链;脚上蹬一双火箭般刺向前去的尖头皮鞋,大包头式发型,包头上因为抹了许多凡士林而闪亮异常……如果你在1965年的大街上看到这样打扮的男人,可千万别大惊小怪,这可是当年上海街头最流行时尚,俗称“三包一尖”———大包头、包屁股裤子、包裤脚管和尖头皮鞋。有了这一身行头的男人,就是年度最时髦的男人。
  虽然他也可能会被社会指认为是一个思想、行为、立场非常可疑的人,甚至会被人误解成“脚骨抖抖、口哨吹吹”的流氓阿飞。但对于摩登的年轻人来说,只要时髦,那一点点被误会的几率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三包一尖”后就轮到“大翻领”(一种运动衫的别称)和“小翻领”大展身手了。这时候你要到外面晃晃准会发现,满大街的时髦男女都换上了最时尚的塑料底松紧鞋,穿上了极度流行的大翻领或小翻领线衫和配套的线裤。男人们都把“大包头”换成了齐刷刷的“板刷头”,从勒非德路(今天的复兴中路)出来,兴高采烈地扛着红旗赶到人民大道造反去了。

  在《拉兹之歌》的旋律里解冻

  70年代末最轰动的电影就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很幸运的,上海的青年们在70年代末就感受到了罗马尼亚电影中激荡的欲望。那些接近半裸的罗马尼亚男女健康、阳光、丰满的身体,给了大家一种从来没有的冲击。可惜这冲击似乎有些过于大胆了,所以不久之后,它就被禁映了。
  还好印度电影《流浪者》没有被禁播。所以1979年的年末它重播的时候,上海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那个苦难的印度人在唱着“阿巴拉姆,啊,阿巴拉姆,啊,命运让我奔向远方,啊,阿巴拉姆。”于是不知不觉中,坚冰化作清泉,羞怯、腼腆、满怀着憧憬的上海。

  青春的秘密

  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十四五岁少年来说,恐怖的脚步声、徐秋影案件、梅花党这些神秘和刺激的词汇是他们全部的兴趣所在。他们不能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那里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但他们愣头愣脑,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列宁在1918》来了。他们清楚的记得那一场童稚的叫喊:“哥哥,天鹅湖开始了!”天鹅湖开始了,美妙的芭蕾舞里有婀娜的少女和少女扬起的修长的大腿。为了这个,少年们觉得甚至可以抛弃瓦西里的英武、布哈林的狡诘和伊里奇的雄辩。他们突然间都有了属于自己的青春的秘密。
  于是就有人鼓足了勇气来到上海静安区图书馆,在50多岁妇人恶毒的眼神中,尽管他知道那一章在375页,尽管这也是他今天来的全部目的。可妇人的眼神让他如芒在背,7分钟后,他又借了一本《怎样保护好你的胃》的科普小册子,装模做样地翻了半个小时,然后很是遗憾地走出了图书馆。20年后的1992年,在同一个阅览室,年近中年的他抬起头,不留神就看到一对“上海新人类”正在旁若无人的接吻。新人类发现了他的注视之后,冷不丁地抬起头来对他说:“嘿,爷叔,你放心好了,我们绝对不出声响。”

  FEC的诱惑

  FEC(兑换券)对上个世纪七八年代的上海人来说,简直就代表着“时代的欲望”。80年代的早期,大部分的上海男女对将要到来的生活还浑然不觉,还憨憨地沉浸在自己“万元户”的梦想里。这时候,极小的一部分人已经逐一进入上海友谊商店、上海侨汇商店,在那里掏出一大把FEC,买着当时相当稀罕的彩电、冰箱、东芝G33录像机。那时候,热门的“阅婷”、“重金属”等迪斯科舞厅也只收FEC,没有它们,再多人民币也只能望门兴叹了。所以70年代后期,黑市人民币与FEC的兑换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3:1,3块人民币才能兑换一块FEC。即使是这样,要换到足够多的FEC都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在很多拥有兑换券的人们看来,它简直就是一种特权和格调的象征。用FEC消费时的美好感觉,并不是因为所买的消费品本身有多么了不起的质量,而是在消费的时候那一种气氛,让你产生了你是高等华人的幻觉。

当时“人人餐厅”的早茶可以称得上惊世骇俗,人均消费大概10块左右,每位食客还可以得到免费送的4根香烟:两根外烟,两根国烟。从早上6点半开始,一直到中午,上海的食客们把“人人餐厅”挤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80年代的早茶

  80年代中后期,来自香港的早茶成了上海人的一种交际方式。那时候的成年人如果没有通过喝早茶来交际,那他在上海就算不上是真正混过世面的,更不可能是一个有“腔调”的上海模子。
  国际饭店也是喝早茶的好去处,在1993年,他被上海模子叫作“老国里”。每天上午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在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旋律和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的呐喊中,上海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打桩模子”在里面一一坐好。因为是夏天,他们每个人身上一件“梦特娇”,脖子下套着一条晶光贼亮的项链,而手上必定是一个或者几个张牙舞爪的黄金戒指。他们满口都是切口和俚语,凶猛地抽着当年最流行的“万宝路”腾云驾雾,时不时的,还会眼光邪邪的看着一边桌子上坐着的刚刚从柳林路小商场里赶过来的老板娘,看着她们娇好的身材和身上那条包裹得紧紧的踏脚裤。这种裤子,在那一年的大街小巷里十分诡异地流行着。

  卡拉OK与发烧友

  卡拉OK在1989年终于来到了上海。最原始的卡拉OK是在长乐路60号的“桃园酒家”。那里有2000平方米的大院子,种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蔬菜。小楼前面,有一个雅致的庭院,庭院里放了很多顶遮阳伞。遮阳伞下是一张张白色的桌子、椅子。你可以在这里要上一杯“琴汤尼克”,逍遥快活地等着唱几首卡拉OK。那时的卡拉OK可没有LD和镭射,只有录像带通过东芝录像机放出的画面。而且等待是很平常的,一个晚上最多能轮上4次。很多人通常是晚上9点到这里,第二天5点左右,才在城市黎明的曙光里,带着一身火奥热气回家。至于唱些什么歌?齐秦的《狂流》、《大约在冬季》,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以及王杰的《安妮》、《一场游戏一场梦》,可都是当年人人争唱的曲目。
  跟卡拉OK密切相关的就是“发烧友”了。90年代,这个新名词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发烧友”大多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都有自己疯狂迷恋的歌星。每当心中的偶像现身上海,他们就拿着笔记本、硬面抄、自制的照片剪贴本,或者捧着一束束的鲜花和精致的礼盒,连续几夜地守候在偶像出没的地方。也许是爱屋及乌吧,当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滕佳,也因为主持着最受欢迎的“点歌台”节目,在上海的“发烧友”中获得了明星般的知名度,成了集齐秦的激越、王杰的沧桑、赵传的质朴、童安格的华丽于一身的“诗意天使”。1991年10月30日她的自杀,是当年上海滩最轰动的事件之一。

  “人头马”与乍浦路上“九人帮”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从90年代走过的人们对这句广告词都印象深刻。那时洋酒已进入了新富起来的上海人的生活,人们一边默念着“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一边富有勇气地打开一瓶又一瓶各种各样洋酒的瓶塞,十分南方的一杯又一杯往自己温暖的胃里倒着这种来自西方的液体。很多人私下里会吐着舌头承认,这种“咳嗽药水”其实一点也不好喝。
  那时上海消耗洋酒最多也是最红火的“吃点”就是乍浦路。1993年,有不少于40家的酒店在500米的马路两旁错落有致地一一排开,晚上,当这些酒店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下闪烁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知道为什么过去上海会被叫做“不夜城”了。
  当年中国足球圈算得上一号人物的柳海光也在乍浦路上开了一家“夺宝奇兵”的店,在这条正在成为上海时尚代名词的街道上,他渴望自己也能够精准地完成一次美食射门。但其实最成功的经营人还得算由上海餐饮巨子董荣亭牵头的“乍浦九人帮”,他们由“王朝”、“珠江”、“乍浦美食总汇”、“国旺”、“金米萝”、“丁香”、“海王”、“百味香”以及“金林”的老板组成,就好像是罗马时代的九大元老,部分决定着这条街道上的许多事情。

  今夜“掼球去”

  1996年2月的某日下午,在已经名声大噪的新世纪商厦底层大堂,两个衣着入时的女子正款款而行,其中面容娇好的向体态丰腴的问道:“今夜去那里开销?”体态丰腴的女人以超过70分贝的高声回答:“20+,掼球去!侬哪能,一道去扎扎闹猛吧?”面容娇好的嗲声嗲气地说:“好啊好啊,白相相去,掼掼球去。”两个女人一样的潮流,一样的故作“保龄姿态”。
  96年初,保龄球忽然在大上海风风火火地流行起来。到年底,全市的保龄球馆已经由年初的37家增加到50家那么多,球道也从两年前的76道猛升到1000道左右,这种快速增长的势能就好像是奥本海默主持下的“链式反应”。全上海的红男绿女们都把“阿拉今夜掼球去”作为一种光荣,他们中的前卫分子,还把“疯马”、“高点”、“欧登”、“来来”划为第一世界,把“徐家汇”、“皇宫”、“白金汉”、“20+”、“星城”称为第二世界。在第一世界掼球自然是风光无限,在第二世纪也不赖,总归是赶上了趟,不枉被称为时尚中人了。

  “遥控生活”和“十二点时代”

  1997年这一年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开始有了双休日。从此一种新的“遥控生活”在上海出现了。
  说起“遥控生活”,有两个条件是不可以少的。第一是要有双休日提供足够的闲暇时间;第二就是要有值得一看的电视节目。过去的上海男女,晚餐之后,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新民晚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而这会儿的人们,在晚上7点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就把身子深陷在家里的真皮沙发中,一边顺手抓着一把零食或者水果什么的,一边手握着“SONY”29寸电视机的遥控板,不断的从第一个频道跳到最后一个频道,再从最后一个频道跳回第一个,搜索自己感兴趣的电视节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会在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以及美国的警察与匪徒的格斗中或者兴奋不止或者沉沉睡去。这种“遥控生活”几乎成了1997年到2000年时尚生活的一部分。
  而与“遥控生活”紧紧相连的是“十二点时代”。跟过去明显不同,上海的男男女女们的睡眠时间已经由过去的10点普遍被推迟到晚上12点。也就是说,只有每天到了12点左右,一部分人们才肯放掉手里的“SONY"遥控器,钻进被捂得暖暖和和的被窝里做着天马行空的美梦,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午夜与子夜相交的时候,伴着《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旋律,哼哼唧唧地一路告别城市的名利场、销金窟、夜总会,最后在自己的家门前掩上那扇结实的防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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