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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烟草墙外香－许昌路 许昌路，原名华盛路，那是以一个租界工部局的头头的名字命名的。小时候因为自己的姓氏，总觉得那条路很亲。每次去奶奶家都是坐25路电车在许昌路下。其实应当在通北路下，但为了省3分钱就提前一站下车。经过沪东电影院再走没几步就到下一站了。但许昌路给人更深印象的还是在长阳路这一段。任是你坐车、骑车、走路，只要走过长阳路许昌路附近，你都能闻到淡淡的烟草味道。那种香味有点接近咖啡的浓郁，有一种秋日黄昏田野里的焦香。烟叶在未经点燃时的气味真是我所喜闻的。 我们通常把这里叫作上海香烟厂，但它的大名应当是上海卷烟厂。1925年英美烟公司在附近开设了韬朋路（今通北路）烟厂（又称英美烟三厂）。后又改称颐中烟三厂。直到解放后的1952年政务院批准颐中烟公司转让于上海烟草公司。颐中烟三厂就此更名为国营上海卷烟二厂。以后几经合并，至1960年底，易名为上海卷烟厂，成为上海唯一的一家生产卷烟和雪茄烟的大型卷烟厂。国人熟知的“大前门”、“凤凰”、“牡丹”、“熊猫”、“中华”等香烟就是从这里运往全国的。 我有一个同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个上海卷烟厂的女朋友。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从此，烟钱就省下了。女朋友每个月供他两条“白壳子香烟“。关于“白壳子”，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某卷烟厂，有一天生产任务紧急，要组织人员加班。班组长、车间主任反复动员，但响应者仍不多，青工A说：“我们工资少，厂里调休单又不肯发，加一个班就弄那么几元钱。”青工B则干脆地说：几元加班费也免了，弄一条白壳子算了，”众青工随声附合……“白壳子”给加班的青工们注入了活力。 我不太懂烟，只知道“白壳子香烟”是指烟厂内部供应的一种未经正式包装的香烟。但经查资料，才知道，其实这种香烟解放前就有了。当时的烟厂一般都生产过，在烟支钢印上多用“非卖品”来区别。也有用英文“Special”（特制）等字样，一般作为福利烟每月1次或2次，无偿发给职工。这里边也包含着职工通过劳资协商争取得到的一种福利待遇。 二度重来是在1979年4季度，全国烟叶产量大幅下降，上海烟叶调入困难，上海卷烟厂面临减产危机。为了挖掘潜力，烟厂发现，在生产卷烟过程中也存在不可避免因机械故障，气候影响，操作不当等因素造成卷烟次品，都需化人工用铁丝钩子扯破次烟盘纸拆出烟丝，再按原使用等级降一级方可投产掺用，对原材料损失和人工浪费很大，最好加以利用生产白包烟，当时称作“处理烟”。经与有关部门商量准许上海烟厂可将生产环节中产生次品烟当做“处理烟”，于是经过定牌、定价、定完税率等一系列手续程序后，上海卷烟厂白壳子“处理烟”在1980年中正式出笼了。 上海“处理烟”开始时牌子较少，仅有前门、飞马、牡丹等，以后逐渐增加，直至2003年5月上海烟草（集团）公司根据国家局有关指示，停止生产“白壳子香烟”。烟票供应也随至6月份止。再过若干年，有谁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谁假装随意地掏出一包“白壳子香烟”，立刻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由冷寂走向繁华－平凉路 还没上小学，我就能背出平凉路上的每一个站名：终点站军工路、定海路、贵阳路……由荒凉走向热闹。25路电车沿着平凉路开到军工路的时候是个丁字路口，于是碰鼻头转弯停到了终点站——调度室兼司机休息室跟前。不是上下班的高峰时候，这里可以用人烟稀少来形容。没有住宅，没有商店。大热天等车时想吃根捧冰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丁”字的一横处，很长一段时间都挂着一幅巨型标语牌，上面是毛主席的语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刚认字的小学生坐车到这里，差不多都会指着标语牌一个字一个字地稚声念出。 车由军工路开出渐渐地闹猛起来。定海路已是一个小型的商业中心，有照相馆和布店、饮食店什么的，算是一个小高潮。车再往市区方向开，到了宁武路、临青路一带，那就是迎来了大高潮。这里电影院就有两家，一家是杨浦电影院，一家是沪东工人文化馆中的电影院。银行、公园（平凉公园）、百货公司应有尽有。不常去市中心的区民在这里也就能完成基本生活消费。再经过兰州路眉州路略微的沉寂之后，到了通北路，又迎来了第二大高潮。这里有全市著名的室内菜场——八埭头菜场，还有沪东电影院、老大同食品店、布店、鞋店、新华书店、邮局、照相馆、饭店，甚至还有寄售商店（旧货店）。 平凉路结束于临潼路，但那里已是归属虹口区了。小时候，坐车这么一路走着，像是在看一部电影，由平淡而渐入佳境。而返程时，总带着一种散席时的伤感，电影落幕了。 今天的平凉路已有了很大的改变。沿街的门面都开了各种店，热闹的地方更加热闹，但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寻找儿时记忆的人来说，不免感到失落——八埭头菜场变成了家得利超市、新华书店被好德便利店挤到了楼上。但时代的列车只管轰隆隆地往前，没有义务让你的记忆凝固在现实中。 浸在井里的西瓜－国权路 国权路383号，复旦附中，是我生活了3年的地方，伴随着歌声：“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1978年至1981年，我的青春岁月就是在这里烙上了深深浅浅的足印。 但其实我早在三四岁的时候，就曾坐着我最喜欢的3路有轨电车涉足过这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未来，我会在这里附近度过7年的中学和大学的生活。人生最为重要的7年。 婶婶的娘家就在离复旦附中不到100米的地方，那里是一派田园风光。新婚不久的婶婶搀着小小的我由邯郸路口沿着国权路往南走，经过一个村口往右拐，就到了婶婶娘家的那个小院。其实不转弯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我将来读书的学校。可是记忆中，我们好像从来都不再往前走了。未来就隐藏在不远处，我们不是先知，我们不知道。 婶婶的娘家是我童年的乐园。一所典型的上海郊区本地房子，两边是厢房，中间是客厅。难得的是厢房里都铺上了地板，显得十分整洁富足。小院里也铺上了水泥地，厨房是在靠小院的西边另外搭的一间小屋，也总是让外婆（我是这么称呼婶婶的母亲的）收拾得根本不像农村的灶披间。婶婶的娘家是务农的，所以我从小就觉得上海的农民挺富裕的。他们家有一块自留地。夏天的时候，我每次去，他们就从井里捞出浸了多时的西瓜，切开后让我吃到实在不能再吃为止，这西瓜是他们自家的产品。然后，又有一大锅珍珠米（玉米）等着我，还有甜芦黍。反正总有吃不完的好东西。吃饱了，就有人带着我在村子里闲逛，看看小羊。有时穿过田间小路，再过一座小木桥，到他们的另一家亲戚家借长凳什么的，反正村子里的人家好像都沾亲带故的。晚上，我就和婶婶一起睡在西厢房。这就是我童年的国权路。 1978年我进复旦附中后，这里变化还不大，我还曾去婶婶娘家吃过饭。那个岁数，看到长辈总是比较拘谨，去得不多，但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每次去总是吃得很饱很饱。在那里读书后，我对整条国权路有了印象，基本上是城乡结合的景象。整条路上只有两家极小的杂货店，我们复旦附中同学常去的那家离邯郸路稍近一些，我们在那里买饼干和卫生用品。那时个人可支配的零用钱少得可怜，偶尔遇到学校发还结余的伙食费，才有钱去买那家店最便宜的食品——四毛八一斤的小切酥。小店的对面还有家小饭店，我们这些中学生似乎从没人进去过。只是听父亲说，他在复旦读大学时偶尔和同学为走近路翻墙出来吃面。 我们的学校似乎也在公社的包围之中。附中有个室内体育室，不大，只能放几张乒乓桌。当体育课遇下雨时我们才能来这里打乒乓。与体育室一墙之隔的，就是公社的猪棚。打乒乓是我唯一喜欢的运动，但猪棚那边的味道一阵阵地传来，真的很不好闻，还伴随着猪的哼哼。雨滴、乒乓、猪叫，一首奇怪的交响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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