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编辑
政治康熙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9]
康熙晚年倦勤，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10]。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军事
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为康熙帝决定撤藩，导致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抗清朝政府，其他二藩相继响应，三藩之乱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被完全扑灭，国家也因此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不过维护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康熙采纳了安溪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兵攻克台湾。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18年至1720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汗国军队。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3]
经济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
文化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11]。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颇有著述。不过这只限于个人兴趣，康熙并不鼓励对国民进行科学教育。对基督宗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清朝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有所抵制天主教。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不仅仅是满洲的藏传佛教信仰，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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