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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蜗居”体验曾经也有好几年了。因为家庭的出身，我先生家在那个年代被扫地出门，本来想等运动后期，政府可能给一个说法的时候才办婚事，但是好像这种盼望很遥远，便只好在那十四平方还是假三层楼，朝南的一角的屋顶斜切下来，人站不直的房间“蜗居”。幸好整条愚园路都是好房子，我们被迁入的房子倒还属钢窗蜡地、煤卫双全，这是当时住宅条件好的标准。房管所还每季度来免费打蜡呢，只是卫生间是公用的，特别在每天早上，必须“高度警惕”，一听到卫生间门打开，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占领，否则将被其他住户占领了，弄不好会上班迟到的。 因为是公用，脸盆毛巾肥皂等只能搁在房间里。区区十四平方还要去掉一个斜顶，放一张双人床已显十分拥挤，大橱根本搬不进，房间正中还要放一张方桌四把椅子，铺铺满满，这里还是全家的会客室和饭厅。为了让家尽可能舒服点，我们绞尽脑汁！家具是无法再添置了，当时也没什么好家具，只好在软件上做功夫，窗帘、桌布和床罩，都是紫色系列，我喜欢紫色。连落地灯灯罩，也是浅紫色的。所谓落地灯，其实是山寨版，用细号水管磨光后漆上乳白色，再套上百褶裙一样蓬开的灯罩，也是山寨版自制的，灯一亮，还真有点情调呢。上海人就是有“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山寨精神。 有一阵市面上到处有售硬塑料流线型椅子。我买了四把，各为大红、青莲、鹅黄和乳白色的，围着铺着紫色图案的方桌一圈，顿时全室活泼亮丽起来。可能那时生活缺乏色彩，也可能小房间适宜鲜艳的色彩！我的同事来做客，还称赞不已。可见，室雅何需大！ 因为厨房在楼下，便把煤气灶搬到我们三楼的过道上。这倒好，热辣辣的饭菜直接从炉灶上到饭桌上。到了冬天，还可以把煤气灶的“乌龟壳”（煤气灶的灶心）移到饭桌上吃“司盖亚盖”。那几年的冬天好像特别阴冷，我们就把煤气灶心留在房间里，炖赤豆汤、火腿粥，周围加上一圈铁丝栏为女儿捂尿布。因为房间小，很快就温暖如春。每逢下班回来推开房门，只看到玻璃窗上的冰霜结得满满的，房间里只需穿一件毛衣就可以了，令人不禁由衷地唱起HomeSweethome。当然，这样做法有点危险，但那时也不顾不上这么多了。 正如俗话所说“上苍给你关上一道门，又为你打开一扇窗”，我们被迁入的这户人家，原来一栋两开间三层楼，是上海会计界泰斗诸尚一先生的私宅。他家的住房被压缩到二楼一层，三楼两间和二楼亭子间就被我们家“占据”了，一楼也被塞进另一家扫地出门的资本家。我很怀念与尚公一家做邻居的日子，虽身处逆境，二楼仍常会爆出尚公豪爽的笑声。那时我还在中学任教，已经非常喜欢阅读文史类的书。尚公作为历届市政协委员，虽然家产尽殆，竟然奇迹般的保留下较完整的文史资料和一些珍贵的旧书。我常常下去向他借书，顺便与尚公聊天，听他讲述他少小时的种种趣闻。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写一些关于老上海的文字，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以外，还得拜谢与尚公做邻居的那段“蜗居”生活。 尚公诙谐乐观，我称他为“诸家伯伯”，因我平时语速较快，每次在楼梯或后门遇到尚公，不及开口向他问候，他总要用手掌为我打拍子：“慢，再慢点，否则诸家伯伯就要变成猪八戒了。 ”那个年代，很多人出门上班都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诸伯母每天总是抱着孙子，忧心忡忡地将丈夫送出后门口，尚公就会不时说着笑话故作轻松。一次我正好与尚公同时出门上班，随口说了一句 “这个天阴阴的，不知会不会下雨？ ”尚公就在边上回答：“不会的，因为我的背脊上是精干百燥的。 ”上班前他总是要亲亲小孙子，再亲亲自己的太太，厨房公用总有人进进出出，他就诙谐地说：“我弄错了，本来是亲孙子的，怎么亲到老太婆脸上了。 ”尚公的乐观也感染了我们。尚公好学不倦，家中连书桌都抄掉了，他就坐在藤椅上，在把手上搁块洗衣板作书桌。改革开放初期，尚公众多著作，就是在这块洗衣板上写出来的。 我至今在仓库里还保留着一套那个年代生产的卧室家具，当年家具都要半夜去排队，我们这套是用三百多张“侨汇券”才买到的。有人劝我这种三夹板蹩脚家具还留着做什么，处理掉算了，我却认为这也是历史。可能当时上海新婚夫妇大多属 “蜗居”，家具做得特别袖珍，所以那个双人床只有四尺，写字台比缝纫机大不了多少，与之相配的还有一架 “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五斗柜上放着领袖像呈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新房特征。如今上海人申请 “经适房”的标准是人均十四平方米，从中可以看出三十年来上海民生的进步。后来，我先生家落实政策，搬离这间十四平方蜗居时我还真有点依依不舍。在最困难最无望的日子，我们和尚公一家守望相助，共度时艰迎来了共同的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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