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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特米斯托克利的军事战略

 读万卷书破万里 2014-04-14

评特米斯托克利的军事战略

宋慧娟 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在古希腊史的研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近年来很少被人重视,他就是特米斯托克利。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约公元前528—前462年)是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活跃的年代正值雅典的民主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期;也是雅典城邦由弱变强的关键期;同时也是整个希腊经受着希波战争生死存亡考验的紧要关口。特米斯托克利正是在这样非凡的历史时刻,为希腊历史作出非凡贡献的英明领袖。他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不仅为希腊人赢得了希波战争的伟大胜利,也赢得了一个强大的雅典。

一、力排众议 创建海军

  在雅典历史上,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无论是民主派还是贵族派的领袖人物,均为名门望族出身,如梭伦、客蒙、伯里克利等,在这些声名显赫者中,也许只有特米斯托克利属于另类。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说他“家世卑微,远不足以提高他的声望,他的父亲涅奥克勒斯不是雅典的什么知名人士,而是弗瑞阿里亚的一个镇民,属于勒昂提斯族;就其母系而言,他是个异族人。”[1](P235)据此可以推断他的家庭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中产阶级”而已。特米斯托克利虽然出身平凡,但他幼年性情刚烈,天资聪慧,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他鄙视富人的调琴弄弦,附庸风雅,曾下决心要“振兴这个湮没无闻的小城使它变得光辉伟大。”[1](P236)由此看来,特米斯托克利少年时代就是个务实派,不满于贵族的虚荣和浮华,有志于为振兴雅典贡献自己的才力。

  据记载,特米斯托克利因为赞助公元前494年上演的一出悲剧《占领米利都》而名声大噪,甚至当选为公元前493年的名年执政官,这说明此时他已不是默默无闻之辈,而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本,开始在雅典政坛上崭露头角。而这时的雅典正面临着来自希腊内部和波斯帝国侵略的严峻挑战。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特米斯托克利表现出了卓越的雄才 大略。

  公元前5世纪初,中亚的波斯帝国如雄狮般崛起,迅速向西方扩张势力,他们控制了小亚沿岸包括希腊殖民地在内的诸城邦后,又开始实施占领希腊半岛的军事计划。虽然马拉松初战波斯以败绩告终,但实力犹存。而对于希腊一方来说,暂时的胜利使许多人陷入盲目乐观的陶醉中,特米斯托克利等人深切地意识到备战新一轮的战争才是当务之急。“这时,城里别的人都认为,蛮族在马拉松的战败就是战争的结束,但特米斯托克利却认为这仅是更大搏斗的开始。因此他为自己做了涂油祭礼,似乎他就是保卫全希腊的战士,并将全城投入训练。因为尽管那还是遥远的事,但他已预料到将降临的战祸。”[1](P238)

  我们虽然还没有足够的史料了解特米斯托克利这时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普鲁塔克说他能够“将全城投入训练”,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已成为雅典城邦中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波斯帝国的入侵为契机,特米斯托克利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创建海军的时机业已成熟,便毅然提出这个构想。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雅典来说,无论是近期利益还是长远利益都显得刻不容缓。

  第一,从迎战波斯帝国的角度出发,加强海军力量已迫在眉睫。波斯帝国最初以陆军的威猛雄霸一方,当他征服海上强国腓尼基以及小亚沿岸的希腊城邦后,又组建起一支强大的海军,使它有足够的兵力践踏欧洲的国土。雅典陆军虽勇,又有过以少胜多的战绩(如马拉松战役),但却不能证明在未来变化多端的战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毕竟兵种单一,能力有限,难以自如应对波斯帝国水陆两路的夹击。

  第二,雅典有着良好的发展工商业的自然条件,若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做弄潮儿,就必须依赖海军的坚强保障。雅典城邦地处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三面环海,有曲折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湾,为这里的航海事业提供了便利。在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中,山脉纵横交错,土地贫瘠,可资农耕的平原只有3—4块,发展农业前景有限。但南部山区盛产大理石和优质陶土,又有劳利温银矿的开发利用,使手工业的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如何将手工业产品转化为商业利润,一个根本方法就是打开海外市场,使雅典商船畅行在爱琴海、黑海、地中海乃至更遥远的地方。为此,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为后盾,加强海上保卫力量。

  古代商贸的文明程度与近代相比相去甚远,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争论不是主要形式,商业竞争往往要诉诸武力,通过战场上真刀实枪的撕杀方见分晓,因此,古代商贸和掠夺有时无法严格区分。而这时雅典在商业竞争中还不具备军事资格,公元前487年,雅典和岛国埃吉纳发生冲突,不得不向科林斯借用20艘军舰。在希腊世界,率先富裕的城邦有科林斯、埃吉纳、卡尔息斯、米利都等,它们都以发达的海外贸易闻名于世,这些城邦经常与雅典发生冲突。为了立足希腊,为了击败对手,非海军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第三,发展海军也为解决第四等级的就业问题找到一条出路。雅典自梭伦改革后,贫苦的第四等级公民虽然被解除了债务,并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但他们仍生活在贫困线上,这些以土地为生的贫苦农牧民没能实现重分土地的愿望,仍然耕种着“长满疼痛和苦楚”的贫瘠土地,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也似乎忽视了他们的根本要求,然而,穷则思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构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让他们放下犁锄,拿起船浆,既为他们找到了一条就业出路,又壮大了海军力量,这就可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雅典社会秩序稳定发展。

  特米斯托克利的主张提出后,立即遭到一些保守的贵族势力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辩论,名为军事之争,实为政权之争。因为贵族的经济基础在殷实富足的平原,军事基础是传统的陆军,所以他们主张发展陆军,加强陆上防御措施,只要能保住他们的经济、军事势力,就能保住他们的政治势力。他们责难特米斯托克利夺走了同胞的长矛和盾牌,把雅典人降低到划船摇橹的地位。古希腊人也有东方国家那种“以农为本”的传统意识,从事工商业便有不务正业之嫌。贵族派紧紧抓住这点攻击特米斯托克利,说他损害了社会的完整和纯洁。特米斯托克利并不为所动,他的目的是不仅要把这些农民训练为“脚根稳定的穿铠甲的战士”,而且要把他们训练成“翻腾大海的水兵”,从而唤醒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植新生的民主力量。

  为了把同胞的注意力转移到海洋,特米斯托克利鼓励同胞说:“如果只凭步兵,雅典甚至敌不过最近的邻邦,可是从战船上得到的威力,则不但能击退蛮族人,还能在全希腊居于领先地位。”[1](P239)特米斯托克利的演讲,为雅典人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得到了贫苦公民的积极响应,于是人民放逐了贵族派代表阿里斯提德。

  冲破认识上的阻力,筹措海军经费便提到议事日程。雅典在修尼阿姆银矿的收入如神所赐般来得不早不晚,但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些希腊小城邦在公共财政方面,如同他们在处理公共道德和大多数其他事情上一样,有着简单而直接的想法:有人提议这笔钱应该作为天赐之物分给公民。”[2](P139)特米斯托克利坚决反对,他从雅典的前途命运出发,执意要把这笔钱用在海军建设方面。他深刻洞悉雅典人的心理,为了说服民众不贪图眼前这点小利,他并没有把国际国内形势和建立海军的重要意义和盘托出,他知道,和这些连解决衣食问题都比较吃力的人说那么多济世经国的大道理显然不切实际,他只是说明要与埃吉纳人作战就足够了。“爱琴海是表面而直接的目标,但波斯人的危胁更是他的心病,同时他毫无疑问能预见到雅典作为一个商业强国和海军强国的未来。”[2](P139)在特米斯托克利的积极争取下,雅典人不再分掉这些钱,而是用来建造了一百艘三列浆的战船,这一百艘战船成为雅典发展海上事业原始积累的重要资本。从此雅典正如特米斯托克利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崛起于爱琴海世界,取得了反击波斯侵略的辉煌胜利,走上了大国霸权的道路。

二、克敌制胜 功垂青史

  特米斯托克利不仅善于运筹帷幄,而且能够决胜千里。在反击波斯人的斗争中,特米斯托克利智设奇谋,力挽狂澜,表现出了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应有的智慧和韬略。

  公元前481年,波斯侵略危险在即,为了使各邦戮力同心,共同反击侵略者,特米斯托克利做了大量工作,普鲁塔克说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制止了希腊城市之间的战争,使希腊城市之间彼此和好,说服他们将彼此之间的仇恨先搁在一边,以对付国外的战事。”[1](P242)这样,在他同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希腊31个城邦结成了以斯巴达国王为军事统帅的反波斯同盟——希腊人同盟,这是希腊世界前所未有的团结御侮的联合行动。在这个同盟中,斯巴达、雅典、科林斯是核心力量。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号称百万大军和近千艘战舰的部队,沿色雷斯沿岸分水陆两路向巴尔干半岛扑来。北希腊、中希腊相继落入敌手,许多城邦闻风丧胆,纷纷投降,整个希腊危在旦夕。联军内部意见分歧严重,莫衷一是,逃跑主义者有之,力保南希腊者有之,誓与家园共存亡者有之。在这种纷纭复杂的紧张形势面前,特米斯托克利表现得镇定自若,他审慎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确立的军事战略是避开陆地,就其海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特米斯托克利成功地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

  1.巧释神托,有效地组织了雅典人的战略大转移。特米斯托克利把反击敌人的突破口设在萨拉米湾,这样,阿提卡就完全暴露给了敌人,为了整个希腊的利益,雅典必须做出牺牲。虽说故土难离,亲情难舍,但战争需要的是冷静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任何感情用事都会断送战机。当雅典人求助于神谕,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时,神谕指给他们两个关键词:木墙、萨拉米。特米斯托克利抓住时机,巧言令辩,解释神托,“他劝告说,他们应该相信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因而要做海上作战的准备。特米斯托克利把自己的看法向雅典人宣布之后,雅典人便认为他对神托的解释要比神托解释者的解释高明。”[3](P520)他向大家郑重说明,转移并不意味着不抵抗,而是要在海上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在他的说服动员下,雅典的青壮年上船,老弱妇孺井然有序地被疏散到其他岛屿。

  2.在联军舰队司令官的归属问题上,特米斯托克利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出一个军事指挥家应有的风范。特米斯托克利曾作为舰队指挥官率领同盟舰队在特米西昂海角与敌人进行交战,虽未分胜负,但却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斯巴达在希腊世界一直以军事强国著称,此次盟军还是主张由斯巴达国王欧律比亚德斯为最高司令官,可是盟军舰只总数当时大约有400艘,雅典就占200艘左右,斯巴达只提供了20艘,这使雅典官兵牢骚满腹。“这是一种危险,对此特米斯托克利立刻察觉到了。他将自己的指挥权交给了欧律比亚德斯,并答应雅典人如果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得英勇无畏,则以后他将劝说全希腊甘心情愿地服从他们,以此来安抚雅典人,于是他被认为是最有办法能拯救希腊的人,是引导雅典人在勇猛上超过他们的敌人,在度量上超过自己同盟者而获得高度荣誉的首要人物。” [1](P242)

  3.在同盟队伍中坚决制止任何离心离德的倾向,坚定不移地执行他既定的战略目标。希腊人同盟参加者众(31个城邦),利益各异,对待战争的态度、策略自然要多种多样。斯巴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斯巴达在中希腊的温泉关失守后,引起国人震惊,他们准备把下一道防线设在科林斯海峡,全力保卫伯罗奔尼撒半岛,据险坚守,不轻易出兵,并且已然在构筑坚固的城防工事。特米斯托克利不顾欧律比亚德斯的压力,义正辞严地抵制这种做法。他精辟地阐述了保全希腊的唯一办法是在萨拉米水域作战,因为这里水域狭窄,敌人众多的船只和大型船体在这里难以发挥作用,我方便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如不出意外,胜数居多;若在宽广的科林斯海峡作战,敌强我弱的劣势便会暴露无遗,胜负难料,即便侥幸获胜,也会失掉萨拉米、麦加拉和埃吉纳,波斯陆军会尾随而至进入伯罗奔尼撒。另外,在萨拉米作战和欧律比亚德斯保卫伯罗奔尼撒的思想并不冲突。[3](P242)最后他威胁说,如果大家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话,雅典舰队就会独自开往西西里,在那里重建家园。雅典之所以在这里战斗,是为了保卫整个希腊。在特米斯托克利的坚持下,盟军内部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统一了行动,并做好了在萨拉米迎击敌人的准备。

  为了全力对付敌人,特米斯托克利捐弃前嫌,建议被放逐的政敌阿里斯提德回国效力,并与之重归于好。从萨拉米海战及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阿里斯提德为雅典城邦的富强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这就进一步证明特米斯托克利做法的正确性。

  4.英明指挥萨拉米战役。萨拉米海战的实际操纵者是特米斯托克利,他一手策划了西金诺斯行动,诱使波斯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地开进狭窄的萨拉米湾。战斗中战士们绝对服从他的指挥和调遣,认为他是最有办法的人。果然,经过一天的激战,希腊方面获得了全面胜利。紧接着特米斯托克利又和阿里斯提德设巧计迫使薛西斯将准备反扑的残余舰队撤出欧洲。

  萨拉米海战是希波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希腊人开始转入全面反攻阶段。在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特米斯托克利担当着举足轻重的领导角色,从战役的决策、部署到具体行动,都是他精心安排的结果,为此,他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当将领们聚集到科林斯对作战突出者投票时,每个将领除投自己一票外,第二票都不约而同地投给了特米斯托克利,并授予他“智谋奖”,他所获得的殊荣是任何其他将领都难望其项背的。当他访问斯巴达时受到隆重礼遇,他被赠予和国王欧律比亚德斯同样的橄榄冠,还有一辆精美战车,离开时有300名斯巴达骑兵将其护送出境。据希罗多德说,在斯巴达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4](P148—1 49)在奥林匹亚赛会上,特米斯托克利成了全场的焦点人物,在外国人面前,他是希腊人的 骄傲,在希腊人面前,他是雅典人的骄傲。

  萨拉米海战给特米斯托克利带来的荣誉似乎很多,但不算过分。在整个希腊濒于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他临危不惧,主动请缨,表现出一个军事家应有的胆识和魄力,不仅挽救了希腊,而且扭转了整个战争态势,希腊联军由大撤退转入大反攻,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对于雅典更是获益匪浅,特米斯托克利亲自缔造的这支海军,在其英明领导下,历经特米西昂战役和萨拉米海战的严峻考验,逐渐成熟壮大起来,并如他所预见的那样,雅典一跃而成为海上强国,可以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抗衡,从而改变了希腊世界一元化的格局,正因为有特米斯托克利等领导人的奠基,才有伯里克利时代希腊内部的极盛。

三、构筑城防 御敌有方

  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波斯两度占据雅典,肆意蹂躏、焚烧这里的建筑,造成严重破坏,残坦断壁比比皆是。面对满目疮痍的雅典,特米斯托克利又构建一个新的战略设想,重建和加固雅典长城。他和阿里斯提德通力合作,重新修建了庇里犹斯港,并完成了庇里犹斯港与法勒律谟港和城市联接起来的长城。特米斯托克利重筑长城寓意深远。

  首先是防范斯巴达的需要。自萨拉米海战后,希腊方面捷报频传,来自波斯的威胁基本解除,这时特米斯托克利敏锐地觉察到,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给雅典造成威胁的只有斯巴达,修筑城墙,可以防御斯巴达的陆上攻势,因为斯巴达军队以重武装步兵为优势,不擅长攻城。斯巴达人看出雅典人的用意,百般阻挠长城的修建,特米斯托克利又和斯巴达人巧妙周旋,一面拖住斯巴达派到雅典打探虚实的代表团,一面亲往斯巴达稳住国王,为城墙的修建赢得了时间。然后他不卑不亢地告诉斯巴达人:“雅典人修筑城墙,无论是对雅典来说还是对其他城邦来说,都是有利的,因为只有在平等力量的基础上,才能平等地和公平地讨论共同的利益。”[4](P149)尽管斯巴达人不愿接受这样民主平等的原则,但却拿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让特米斯托克利平安归国。修建长城的任务也在公民高涨的热情和干劲中完成。

  其次是为了加强民主力量的需要。庇里犹斯港和长城的重建、扩建,封闭了陆地,开拓了海洋,更加坚定了雅典人的一个信念——“雅典的未来在海上”。有坚固的长城把守雅典的门户,自行削弱了陆军的作用,而雅典这时从海上得到的实惠是极其丰厚的。公元前478年,雅典海军征服了雄据东北航线中心的塞勒斯岛,击退了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西南角上的势力,控制了黑海地区的咽喉要冲。攸里密顿河一战,雅典远征军又粉碎了波斯为再度进犯希腊所作的准备,从此雅典海军牢固地控制了爱琴海上重要的战略据点和商路,成为爱琴海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以第四等级公民为主力的雅典舰队创造了如此丰功伟业,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连伪色诺芬分子也不得不承认,“只有雅典的群众和贫民过得比出身高贵而又富有的人更好才是正义,因为正是他们组成舰队的主力并使国家强大起来……,鉴于这种情况,只有将所有以投票或举手方式选举的官员向所有的公民开放,发言权属于任何愿意发言者才算正义”。[5](P634)这样,海洋对雅典公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强烈,尤其是为第四等级公民无条件地参与国家政权提供了舆论上和经济上的准备。而“把城市连系到庇里犹斯,把土地连系到海上,这样他(指特米斯托克利)就提高了普通百姓的权益以对抗贵族,使老百姓壮起胆来,因为控制权现在掌握在船长、水手长和水兵们的手中。”[1](P255)到伯里克利时期,贫苦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再者是树立雅典海上霸权的需要,这是特米斯托克利长期夙愿。公元前478年,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同盟退出了希腊人同盟后,雅典抓住时机旋即组织起一个提洛同盟(亦称海上同盟),目的是为了肃清波斯在海上的残余势力。加盟者大多数是爱琴海上各岛和小亚沿岸、色雷斯沿岸诸城邦,加盟各邦虽则名义上平等,但领导权却紧紧地掌握在雅典人的手中,因为雅典拥有的舰只数量“超过了所有盟邦舰队的总和,海军的优势决定了雅典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它管理同盟的金库,统帅同盟的海军,它在同盟会议上的发言具有最后的裁决效力”。 [6](P56)提洛同盟成了雅典称霸海上的有力工具,为此必然要培植一批能征贯战的海军将士。雅典长城修建后,特米斯托克利认为“只要用少数劣等的军队就可以很好地防守,而其余的人就可以在海军方面服务了”,[7](P67)他的这种思想非常符合奴隶主阶级的霸权主义要求,就连和特米斯托克利有分歧的阿里斯提德也一再劝告人们“抛弃田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服兵役,有的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人民采纳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8](P29) 在这种指导思想支配下,放弃田园,走上船舰,维持雅典在同盟中的霸主地位,这个职责更 显得神圣而崇高。

  特米斯托克利为雅典军事强大政治民主殚精竭虑,谋划深远。他既反波斯,也反斯巴达,围绕这两项战略目标展开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给雅典未来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雅典的未来在海上”。从雅典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定位无疑是正确的,雅典的后继者都将它视为雅典的一个基本国策,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战功赫赫的奴隶主贵族军事家客蒙擅长指挥海军,而不擅长统帅陆军,始终贯彻执行发展雅典海上事业的基本国策,但他在对待斯巴达的问题上,优柔寡断,甚至有友好的表示,终被人民所不容而遭到流放;伯里克利上台后,把这个基本国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再次兴建和加固了长城,而且极力扩张海军的活动范围,处处打击斯巴达及其同盟,对待提洛同盟也较特米斯托克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残酷镇压同盟国的退盟,向盟国派驻屯田兵,任意提高同盟贡款的数额等,所以有一些史学家将这时的提洛同盟称为“雅典帝国”。

  自提洛同盟成立不久,特米斯托克利逐渐在雅典政坛上销声匿迹,究其原因,一方面有来自斯巴达的通告,说他暗通波斯;另一方面来自他个人骄傲自满、私欲膨胀,前者是否属实,无据可查,后者则散见于史书之中。说他不能摆脱金钱和荣誉的诱惑,不失时机地炫耀自己的战功,还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内人民和同盟国勒索钱财,以至于引起公民的愤慨,将他流放到海外。“他拯救了雅典,但未能拯救自己;他能击败一个大帝国,但不能战胜自己的权利欲。”[9](P309)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最好裁判员,对历史有贡献者,人民毫不吝惜地给他荣誉,对历史有忤逆者,人民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淘汰出局,功过鲜明,奖惩有度,任何人想将曾经的功绩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本,都将受到严厉的惩治。功劳只能代表过去,并不代表现在和将来,尤其是对于知名度很高的功臣宿将来说,更应该廉洁自律,因为人民都在瞩目着你。可是,作为奴隶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特米斯托克利,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认识不到这一点,居功自傲,过于看重自己的能力和荣誉。事实上,他所建立的功勋,如果没有阿里斯提德这样德高望重者的支持,如果没有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他的功绩也就无从谈起。而在追求团结协作、追求平等自由的雅典,更不允许他搞突出个人的东西,遭到放逐也在所难免。特米斯托克利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特定历史人物,他的成功的军事战略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他成功后的名节不保,也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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