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基督教堂建筑风格

耗时三年有余，拙作《基督教艺术纵横》终于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也在南京先锋书店“上市”了。 趁现在忙里偷闲，想将书中的一些要点跟版内的斑竹和板油分享一下。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当代基督教堂的建筑艺术风格。 

 

提起基督教堂的建筑风格，大家习惯于哥特式教堂的那种不变的定式，但大家忘了一个关键的要点：基督教不同于佛教的建筑风格，佛教的建筑风格是奠基于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理念。 而基督教，要效法基督所倡导的做“世上的盐和光”，强调那种入世的救赎神学理念，表现在建筑风格样式上也呈现多样化的艺术形态。

 

 开卷有益，让我们看看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堂建筑风格的发展吧！

   自19世纪中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由于浪漫主义运动的持续发酵，表现在教堂建筑风格上便是回归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哥特复兴式”（亦称“新哥特式”）风格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推崇，流行于欧美以及亚非拉等英属及半各国和地区，也通常被冠以“维多利亚哥特式”。
    在中国，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也逐渐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5个通商口岸的城市。 以致老一代的国内教会人士中有不少，至今依然视哥特式教堂风格为唯一正宗基督教堂建筑风格。

    然而放眼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魏玛开始的包豪斯工业艺术运动，基于当时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的改变也进而影响到教堂建筑的设计造型改变。  涉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堂建筑改革的理念与实践，应追溯到16-17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清教运动特别是英国19-20世纪掀起的崇拜礼仪改革运动 （Liturgical Movement）。 
        到了二战后的后殖民化时代以来，特别是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公会以来，普世教会的教堂建筑设计风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不再去建这种殖民黄金时代流行的教堂建筑风格——可惜，中国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中置身度外，连个看客都谈不上——因为国门是封闭的。 虽然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各地教会主持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基督徒对教堂建筑观念依然还是停留在半殖民化时代。 中国教会以及握有教堂建筑风格决定权的各地城镇负责人，他们甚至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心态，把基督教堂建筑风格视为雷同于佛教寺院，应该只有一个标准模式——那就是新哥特式。

我在我的新书《基督教艺术纵横》中对现代基督教堂起源与发展及现状从神学上、建筑工艺和设计理念上都有详细的叙述，便不在这里唠叨了。 介绍几个世界著名的现代基督教堂建筑吧：

下图是德国建筑师鲁道夫-舒瓦茨在1930年设计的德国亚琛基督圣体堂，这是典型的现代工业主义影响的包豪斯风格，运用钢筋混凝土制造出一个长方形空间、坚固的白色墙体、高窗、石头铺地、整个教堂内部几乎不加装饰。

    逐渐地，现代表现主义风格的教堂在20世纪工业化时代独占鳌头。 由丹麦建筑师詹森.克林特（P.V. Jensen-Klint）设计建造在哥本哈根西北部的格伦特维教堂（Grundtvig Church，1913-40），其教堂的高约49米的西立面如同一个巨大的管风琴，也被称为“管风琴教堂”。

    法国著名的现代功能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设计的法国朗香圣母堂（Ronchamp Notre-Dame 1950~55）是一座现代主义教堂建筑的里程碑建筑。郎香教堂的建筑是建造在二战期间被摧毁的小教堂旧址上，座落在一个小山峦上。教堂屋顶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远看就象长在山坡上的一朵大蘑菇，这种回归自然的象征主义手法不同于现代主义通行的崇尚机器化的原则。 曲券的南墙体末端尖耸上升，好似指向上帝的天国。 与哥特式教堂相比，它没有落地高窗，它的混凝土的墙体厚重而封闭，让来到里面的人感觉到它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进入教堂便意味着远离世俗凡尘而溶入主的怀抱。

          1997年，笔者曾亲赴美国现代教堂重要的发祥地的中西部地区考察，在明尼苏达州的双城，特别前往考察了距明尼阿波尼斯约一个小时车程的Collegeville的圣约翰大学教堂，这座服务于本笃会团体的大教堂落成于1961年，是60年代在美国最为著名的现代基督教表现主义教堂，它与法国郎香教堂在欧美可谓遥向呼应。

圣约翰大学教堂的设计师莫塞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 1902-1981）是包豪斯创办人沃尔特. 格鲁普斯Water Gropius（1883-1969）的追随者，二战期间与格鲁普斯一道从欧洲移民到美国。   该教堂入口的立面由无数如同蜂窝状的窗格组成，以表现主义的象征方式寓意侍奉上帝要象辛勤的蜜蜂那样工作。布鲁尔在谈到他所设计的这所教堂时曾说：“我只是在为修会设计的神圣空间周围安放了一个硬壳”。 多少年来，这个“硬壳”已经成为运用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材料对基督教信仰诉求的一面旗帜。人们远远地就被它那巨大的、标志性的、钢筋混凝土建构的象旗帜一样的钟塔十字架所震动。 

由美国著名建筑师沃尔特．奈茨 Walter Netsch设计的建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Springs郊外的美国空军学院教堂，也堪称美国基督教堂表现主义设计的划时代的杰作。 该建筑由17并列的三角形银色尖锥塔组合而成，其银色金属表面与飞机外貌相吻合，置身在教堂内部、站立在大面积通透的玻璃窗前，仿佛感觉是驾飞机翱翔在蓝天，感受到天国的呼唤。 该教堂于1959年始建，于1962年竣工。

科罗拉多美国空军学院教堂内观：

建于1967-1971年间的旧金山天主教大主管区的圣玛丽主教座堂，其造型如同罗马教廷的主教法冠，加盖在旧金山市区教堂山山顶上，教堂大门前面对开阔的广场，更突显建筑风格的宏伟，以象征性手法展现出罗马天主教会率众对天国的追求和灵魂的升华。

此外，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橙县建造的水晶大教堂（1968-80），更是现代表现主义教堂的里程碑。 其造型如同一个大菱形水晶体，它的象征含义是提示人们来到教堂就要敞开心灵，如同人类始祖在偷吃禁果之前的无遮蔽感,它暗喻与神交通时人的心灵要如同水晶一样透明。

 与此同时，在南美洲现代基督教堂的建筑营造活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其中最独树一帜的当推巴西利亚圣母大教堂（建成于1970）, 设计师为巴西建筑师Oscar Niemeyer，这个看上去象是在年轻的首都中心搭建的一座印地安大帐篷，又象征着奉献给圣母玛利亚的白色水晶王冠。

在二战后的所谓后殖民化时代以来，在现代表现主义教堂发展的同时，在亚非拉各地亦掀起了本土化基督教堂建筑的风格。在亚洲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教堂和泰国曼谷基督教学院教堂在设计处理教堂外部的十字架时，出现了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屋顶结构形成了汉字“人”的两个笔画。 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将十字架高高托起在中央——神学寓意是“侍奉我主”，后者则是将十字架放置在人字中心部位——神学寓意是“我心有主”。

       
         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香港的中国风格的基督教堂建筑吧，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建于沙田道风山的基督教堂，它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建成了，是挪威的一位信义宗牧师艾香德博士从北欧丹麦请来的一位建筑师设计的。  今天，当中国大陆教会的大多数人依然沉浸在殖民化时代的维多利亚哥特复兴式教堂样式而执迷不悟时，80年前的来自北欧的老外在香港则为中国信徒建起了中国风格的基督教堂建筑：

   
         还有同期建在香港铜锣湾的圣玛利亚堂，该堂奠基于于1936年。 其建筑最突出的部分在于它的正立面造型，将中国牌坊、牌楼式风格乃至宫殿式传统建筑风格与文艺复兴风格融合，被许多建筑师称为最具特色的“中国文艺复兴式“建筑：

    下图是笔者于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所见的当地本土化基督教堂，采用的是典型的巴厘岛和爪洼岛最有代表性的三角斗篷状的的大屋脊房屋，教堂四周没有玻璃，不用围墙，空间也无任何阻隔，任凭热带海洋的清风通堂吹过。

到了80-90年代后现代建筑运动以来，在新建教堂建筑中，因受生态神学的影响，开始出现了一种回归自然的倾向。

建于瑞士格劳邦顿州Sumvitg山区的本笃会小教堂（1985-88），设计师Peter Zumthor精心设计了一个树叶型平面的教堂，整个屋顶也呈树叶状。 树叶状的教堂与四周的山谷相呼应，表达了对创世的主回归的寓意。教堂建筑已属于“后工业”的风格，没有采用钢筋水泥结构而是采用木结构，步入教堂置身其间，给人的印象是登上了出航的木制帆船。

        
        
    

可以从多个角度观察这个树叶状的教堂：

          2005年夏，我应香港建道神学院之邀前往香港长洲岛为研究生院讲学一个多月，特别欣赏该校刚刚落成的现代简约主义风格的教堂，这个建在海边高地上的后现代风格的教堂，让人想起了当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门徒的场景：
    

     在新的千禧年来临之际，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什么新的教堂建筑呢？

我们先去罗马看一看，美国著名建筑师Richard Meier在新世纪之交时为意大利罗马设计的千禧堂（Jubilee Church），创意新颖，三座弧线的大小不一的风帆象征着在新的世纪教会在上帝的引领下起航，用船来象征基督的教会一向是教会的传统。  

建在美国加州奥克兰的基督之光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Light，2000-2008）设计师为Craig Hartman以及 Owings 和Merrill，这是座远看如帆，平面如叶的天主教堂，它将现代基督教堂对光的诠释、及对以环绕圣台为中心的集中式空间张力的表现等都可说是达到了极至。

          

    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