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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山西，确实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不小心就认错了。若是译者打错了，疏忽了，有情可原。但我要问：编辑在哪儿？校对又在哪儿？复审终审难道都是摆设？一本如此严肃的历史著作，从译者到出版诸环节，竟然如此疏忽！读者看到这样混淆是非的句子，心里焉能相信此书的真确。这是不可原谅的硬伤，属责任心丧失所致。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近引进了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丛书，坊间好评如潮。买第一册《从神话到历史》来读，却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此写出，是期望得到出版方的合理解释。 首先是地名的错误。 该书在第20页介绍黄帝的埋葬地，作者叙述道，历史上的说法是在今陕西省北部的桥山，随后出现了一句“黄帝陵位于山西省北部的黄陵县”。众所周知，黄陵县属陕西省管辖，怎么就迁移到邻近的山西省了呢？一种能获得谅解的解释是，因为译者用拼音输入法写作，“陕西”“山西”难分，一不小心就跨省了。 接下来发生的张冠李戴，恐怕就不好解释了吧？在该书第118页，介绍仰韶文化遗存，举例有“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的姜寨遗址环壕聚落”，而在该书附录的“历史关键词解说”一节里，在姜寨遗址条目下，奇怪地出现了“位于山西省临潼县”的字样。同一本书里，临潼县分属于两个省。莫非又是输入法惹的祸？ 俗话说，事不过三，但偏巧这邻居二省的纠纷就有了第三桩。第127页，介绍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城址遗址时称有“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四行之后另起一段却是“最近发现的陕西省陶寺遗址”。 还有第四桩呢。该书第260页叙述道：“内蒙古中南部至陕西盆地以方形半地穴式房屋为主。在陕西盆地也就是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并存着方形和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屋”。这都没有问题。翻过一面，在第262页便出现了“在渭河流域的山西盆地”。陕西渭河流域出现了空降兵“山西盆地”？ 陕西，山西，确实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不小心就认错了。若是译者打错了，疏忽了，有情可原。但我要问：编辑在哪儿？校对又在哪儿？复审终审难道都是摆设？一本如此严肃的历史著作，从译者到出版诸环节，竟然如此疏忽！读者看到这样混淆是非的句子，心里焉能相信此书的真确性。 这是不可原谅的硬伤，属责任心丧失所致。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许可以归之于输入法肇事，好在该书及时提供了其他佐证，以证明自己编辑的失职。 在第47页，有一段论述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尤其是闹市区出现的快餐店，其景象与日本甚至美国并无二致，这也是今年来的变化之一。”因为非确指，而是大时段概述，故“今”应为“近”。 在第286页，有这么一句“都由来于重视父系血缘组织的社会观”。可以有“由来已久”、“这是某某事情的由来”，但“由来”后面切切不可带介词词组。该句的合理用词应是“来自”。 除此之外，此书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恕在下不在此一一指出。引进这套书值得尊敬，毕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视窗。但一个负责的出版者，总该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应因时间仓促而省略工序，放弃自己对读者的基本责任吧？ 编校失职、错谬频出并不是一家出版社的问题。随手翻开一本书，几乎都会触到错误，有的离谱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君如不信，鄙人试举几例： 赫赫有名的三联书店，几年前出版了一本记述张兆和姊妹们命运的传记《合肥四姊妹》，正文前有一幅沈从文与连襟傅汉思的合影照片，说明就闹出了一个大笑话：照片标记为1993年——众所周知，沈从文先生1988年就辞世了，他竟然在五年后复活？ 去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画册，打开便是名画家范曾给作者的巨幅题词，占了一个展开页的墨宝里赫然有“非如扬朱之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字样，“杨朱”之“杨”错写成“扬”，笔误倒也罢了，紧随其后的墨迹排印页一仍其旧。 近几年出版社紧盯孩子的口袋，大肆出版各类绘本，中文写作的许多连流畅通顺都做不到，编造的所谓故事更是难以卒读，译文大都粗劣不堪，这倒也罢了，还有更诡异的，让你见识编辑的不负责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去年出版的《海象与紫罗兰》一书，封面上作者的国籍竟然标注为【瑞】！瑞士乎？瑞典乎？书脊扉页亦如是，但前勒口和版权页却是“瑞士”。瑞士能简称瑞么？全书标注统一是编辑的基本原则，竟然无一人核对作者国籍。我不知道编辑干什么去了？一本48页的图文书，倘若经过起码的编辑流程，怎么可能出此低级错误？ 编辑老爷：你们的心都去哪儿了？编书时你们真的都睡着了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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