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吃文化

　　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吃文化”！谋生叫糊口，工作叫饭碗；受雇叫混饭；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混得好的叫吃得开；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欢迎叫吃香；受偏爱受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有苦难言叫吃哑巴亏；嫉妒叫吃醋；理解不透叫囫囵吞枣；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收入太少叫吃不饱；负担太重叫吃不消；犹豫不决叫吃不准；干不成叫干什么吃的；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着走。打招呼叫吃了吗?

　　民以食为天。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国人必称“四大发明”，但依愚见，“四大发明”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认知而已，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既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也没有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不值得炫耀，若从对民生的影响而言，“吃文化”倒是值得一提。

　　时下，国人每论一事，常冠以“文化”一词，大者如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小者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足球文化、厕所文化。但问及每种文化的内涵如何，则未必皆能够回答上来。就“吃”而言，其中到底散发着什么文化气味，或大有学问存焉，但依愚见，所谓“吃文化”，不外是指有关吃的观念与行为。

　　悠悠万事，惟“吃”为大。围绕这一大事，从穷人到富人，美食家到医学家，从营养学家到哲学家，从男人到女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说来说去，总跳不出两个问题：一是“吃什么”，二是“怎么吃”。以此来分析中国的“吃文化”，或可推导出如下答案：“中国人吃什么？什么都吃。怎么吃？使出各种花样来吃。”

　　那么吾邦何以会孕育出以“什么都吃”和“使出各种花样来吃”为基本精神的“吃文化”呢？思之再三，或可妄说如下。

　　一是“穷”出来的。吾尝撰文《国人活得好辛苦》，言及逼仄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造成国人生活的艰难，“贫穷”成为困扰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即便是在“文景”、“开元”、“康乾”等“盛世”，“国富”依然难以改变“民穷”；正如目前我们的GDP总量虽已直追美国，超越日、德，位居第二，但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仍达三亿之多，仍然没有摆脱“贫穷”。晚清时期，来华洋人对中国的一个显着印象就是“穷”。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中这样写道：

　　“一个随时随地与普通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少有几个中国人口袋里装有现钱。无论做完什么活儿，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钱，为的是买点什么吃的东西。他可能一直在饿肚子。即便是小康人家，在急等着用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时，时常也会感到非常困难。……中国最突出的现状就是成千上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看不到一丝希望。”。（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187页）

　　穷则思变。面对贫穷，面对饥饿，国人在饮食上很自然地选择如下路径：

　　首先，凡能充饥者，不论死物、活物，飞禽、走兽，山珍、海味，家养的、野生的，统统纳诸腹中，此所谓“什么都吃”。明恩溥不无惊讶地描述道：

　　“中国人对食物不怎么挑剔，……落进他们网中的就全是鱼，而几乎所有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他们网住。在中国北方，马、牛、驴和骡子都是广泛使用的畜力，而在很大一片地区，骆驼也被用来干活。毫无疑问，我们在下面将要举出的这个事例，或许会让我们的某些读者感到中国人的节俭实在走得太远了：通常，在这些家畜死后，它们全都会被很快地吃掉，无论它们是老死、病死还是意外死亡的。这种做法很自然，不会引起什么非议，即便是死于肺炎之类传染病的牲畜，也依然会被吃掉。这些死畜的肉吃了并不好，这一点人们其实也都清楚，因此病畜的肉会卖得很便宜，但这样的肉还是全都卖了出去，全都吃掉了。人们也都意识到了，吃了这样的病畜肉对身体肯定不好，但人们考虑更多的却无疑是，以很低的价钱吃一顿肉是很划算的，可以冒一下险，不过应该说，吃这种肉的后果也并不一定就会得病。死狗和死猫，也会像那些死马、死驴和死骡子一样，会被人的肠胃消化掉。我们亲身经历过几个村民们吃死狗的事情。处于排除骚扰的考虑，他们用毒药毒死了那些狗。有几个比较小心的人曾经向洋医生打听过，吃了这样的肉会有什么坏处，但是那条狗‘已经下锅了’，这几个人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抗拒美食的诱惑，但大吃了一通之后，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7-8页）　　读到这样的文字，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洋人造谣，但依我个人经历，所言非虚。少时居乡下，每有瘟猪、瘟鸡死去，村民们一般不会白白地掩埋，除了内脏，都要吃掉。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某国、某地发生口蹄疫，便感到恐惧，其实在那个时代，染患此疫的牛羊常常成为村民们的美味佳肴。最令人不解的，或许是国人具有超强的免疫力，吃了这些病畜，大家居然“什么问题也没有”。难怪明恩溥感叹道：

　　“如果一个民族具有中国人这样的身体素质，就能够摆脱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造成的后果而生存下来，如果他们再对生理学和卫生学的法则稍加注意，再依靠合适的饮食获得均衡的营养，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民族将有足够的能力占据这个星球上的一大片地区，甚至更多的区域。”（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142页）

　　明恩溥描述的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在非常态下，国人“吃”的对象则更广。从野菜、树皮吃到泥土（观音土），待到吃无可吃时候，便吃自己的同类。余尝思索，吾邦森林植被面积何以如此狭小，原因固然很多，但“吃”是一个重要因素。史载，“凡荒年民不得食，辄取榆树皮磨碎食之，自汉、唐已然。《前汉天文志》，河平元年，旱伤麦，民食榆皮。又隋大业中，民生计无遗，加之饥谨，始采树皮食之。又唐阳城家贫，屑榆作粥”（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清人魏象枢的那首《剥榆歌》更道出“吃榆”的惨状：

　　黄沙日暮榆关路，烟火尽绝泥寒户。

　　路旁老翁携稚儿，手持短铁剥榆树。

　　我问剥榆何所为，老翁倚马哽咽悲。

　　去岁死蝗前死寇，数十村落无孑遗。

　　苍苍不恤侬衰老，独留余生伴荒草。

　　三日两日乏再饘，不剥榆皮那能饱。

　　榆皮疗我饥，那惜榆无衣。

　　我腹纵不果，宁教我儿肥。

　　嗟呼！此榆赡我父若子，日食其皮皮有几。

　　今朝有榆且剥榆，榆尽同来树下死。

　　老翁说罢我心摧，回视君门真万里。

　　至于吃人，历朝正史野记皆有记载，兹不赘述，直至三年“大饥荒”时期，广西仍然发生人吃人的现象。

　　其次，因贫穷，可供选择的原料极其有限，欲满足口腹之欲，从素食中品出肉的味道，从山货中嗅到海鲜的滋味，只有因材制宜，设法做出品目繁多的饭菜，此所谓“使出各种花样来吃”。对此，明恩溥这样评论道：“在中国旅行过的人的最初印象之一，就是当地人饮食的极端简单。大多数人看上去只吃有限的几种食物，比如大米、豆制品、小米、蔬菜，还有鱼。以上这些，再补充一点其他东西，就构成了为数甚众的好几百万人的主要食物，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什么特殊的日子里，才会添上一点肉。”。但令明恩溥惊讶的是，中国人却利用这“有限的几种食物”烹调出多种饭菜：

　　“在中国，在一般的年份里，两个美分很可能就足够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饮食花销了。在闹饥荒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仅靠着每天超过一个半美分的救济金生活好几个月。这表明，在中国，人们普通掌握了高超的烹调技艺。尽管他们下锅的常常都只是写简单、低劣的东西，在外国人看来简直无法下咽，但是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绝对是烹饪方面的大师，能把手边的任何东西都变成可口的饭菜。……即便是那些对中国的烹饪很少关注的人也都知道，中国人的厨艺非常精湛，能够用简单的原料做出繁多的

　　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吃文化”！谋生叫糊口，工作叫饭碗；受雇叫混饭；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混得好的叫吃得开；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欢迎叫吃香；受偏爱受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有苦难言叫吃哑巴亏；嫉妒叫吃醋；理解不透叫囫囵吞枣；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收入太少叫吃不饱；负担太重叫吃不消；犹豫不决叫吃不准；干不成叫干什么吃的；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着走。打招呼叫吃了吗?

　　晚清来华洋人一方面看到中国穷人的清贫，另一方面对富人的奢侈感到震惊。明恩溥这样写道：

　　“更为可怕的是中国人那无休止的宴席，宴席上的菜肴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尽管中国人乐在其中，直到离开时还似乎意犹未尽，而每位参加过这种宴会的外国人却都会感到恐怖和绝望。”（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30页））

　　外国人为什么会对无休止的宴席感到恐怖和绝望呢？一则因为这些宴席太浪费时间，二则或许因为这些宴席不够人道。当成千上万的穷人饥肠碌碌时，而这些富人们却在花天酒地，尽情地享受口福，富于同情心的洋人当然于心不安，“感到恐怖和绝望”。其实，这些洋人哪里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不足为怪。

　　在这种“吃文化”的牵引下，国人的“吃”无所不包，水里游的，地上跑的，空中飞的皆可拿来吃。吃的方式多种多样，煮的、煎的、蒸的、熬的、烧的、烤的、焖的、炸的、炖的、烙的、烩的、腌的，不一而足。中国民间节日几乎都与吃有关。正月初一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过年吃得更是五花八门，故云：“有钱没钱，吃喝过年。”

　　在“吃文化”的牵引下，产生了不少“食癖”奇闻。兹录几则如下：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四云：“古人嗜味之偏，如刘邕之疮痂，僻谬极矣。予所闻亦有非人情者数人：国初名僧泐季潭，喜粪中芝麻，杂米煮粥食之。驸马都尉赵辉，食女人阴津月水。南京内官秦力强，喜食胎衣。南京国子祭酒刘俊，喜食蚯蚓。”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载：“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炙，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褫取贻邕。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常以给膳。”

　　《太平广记》载：“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时人谓之蟠虫。每散，令人采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气尽。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实佳。”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一载：“驸马都尉赵辉喜食女人阴津月水”；“知福建院权长舆嗜人爪甲”；“李楝之好服人精。”

　　清空空主人《岂有此理·好食说》载：“贺兰进明好啖狗粪。”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吴江某妇人好食死人肠胃”。

　　清末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王西台者，直隶人，曾留学日本，为吉林警察之译人，娶长春刘氏女为妾。刘有奇禀，自小有食炭之癖，冬日食最多，夏则少食，且谓人曰：‘味甚甘美，余殊不觉其有难食之处。’”

　　以上典故所载诸君，或食粪中芝麻、阴津月水，或食胎衣、蚯蚓、臭虫、狗粪、死人肠胃，既骇人听闻，又令人反胃。虽属“异食癖”，但未尝不是“什么都吃”文化的变态反映。 　　在“吃文化”的牵引下，国人的“吃”已超越“吃饭充饥”的含义，而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行为动词。刘心武在《什么都吃》中这样写道：

　　遇见难对付的事，我们常慨叹：“真吃不消！”棋牌赛中我们赢了对方的棋子或牌，很少说：“我赢了你这个！”或“我取消了你这个！”一般总是说：“我吃了你！”费力时，我们说“吃力”；受惊时，我们说“吃惊”；受损失时，我们说：“吃亏”；依赖原有功劳，我们说“吃老本”；爱让人表扬，我们说“吃捧”；挨了批评，有时我们说成“吃了批评”；受重视，我们称之为“吃香”，受冷落则叫做“不吃香”或“吃瘪”；混得好，我们称之为“吃得开”、混得不好自然就是“吃不开”；挨了骂不敢还嘴，我们就说是“吃骂”；形势不好，我们说是“吃了败仗”；被刀砍我们说是“吃一刀”，被箭射我们说是“吃一箭”、被枪击我们说是“吃一枪”、“吃黑枣儿”或是“饮弹”；足球场上运动员犯了规，裁判给了他警告或罚他下场，我们中国人也说是“吃了一张黄牌”或“吃了一张红牌”；工厂订货量不够，我们说是“吃不饱”；对问题心中无数，我们说是“吃不准”；卷入了诉讼，我们说是“吃官司”；当中间人拿佣金，我们说是“吃回扣”；女子长得漂亮，那就麻烦了，我们不说“秀色可赏”，而说“秀色可餐”；想占有一样非食物的东西，我们也说是“垂涎三尺”；肯定一样并非食物的东西，比如文章、节目、绘画……我们也说是“很有嚼头”；有技术、生存能力强，我们说是“一招鲜，吃遍天”；汲取教训，我们说是“吃一堑，长一智”—细想这话最怪：“堑”怎么个吃法呢？

　　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炼”出了中国的“吃文化”。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今我们虽已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贫穷”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据有关数据，2008年，中国的GDP总量是4.4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而中国人均GDP只有2460美元，位列世界第104位，日本的人均GDP是34023美元，位列世界第22位。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是卢森堡，为102284美元，是中国的40多倍。从家庭平均资产而言，2004年美国家庭平均资产为448000美元，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资产只有2283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资产水平还不足美国的1/10。中国国民不仅贫穷，两极分化更为严峻。按照某些社会学家的分析，中国目前是一个“倒丁字型结构”的社会，20%的人拥有全社会80%的消费支配权，1.3%的人拥有全社会20%的存款额，城市里的底层占55%，农村社会的底层占98%。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多数穷人只能根据微薄的收入设法解决温饱，并尽量吃得丰富些；而少数富人一如传统权贵则可根据自己的口味一路“吃”下去，吃得豪华，吃得气派，吃出身份，吃出地位。

　　但是，新旧权贵的“吃”也有不同之处。旧权贵们基本是“吃自己”，吃的时候尚存几分“舍不得”的心情；而新权贵们很大程度上是“吃公款”，一任口味而吃，无所吝惜。因此，中国的“吃文化”在新的时期借助“公吃”的力量进一步发扬光大，正所谓：“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不吃是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