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瑞典经济跌入日本式陷阱
后来,极端货币主义者粉墨登场。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2010年瑞典经济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好得多,但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很低,尽管如此,瑞典央行——相当于美国的美联储——却决定开始提高利率。 就这项决定当时在瑞典央行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时任副行长的拉斯·斯蒂森——我以前普林斯顿的一位同事——就激烈地反对利率提高。斯蒂森是研究日本式通货紧缩陷阱的世界著名专家之一。他警告说,经济依然疲软条件下提高利率将瑞典置于同样后果的风险之中。但他发现自己受到孤立,2013年离开了瑞典央行。 果然,利率开始升高以后,瑞典的失业迅速停止下降。通货紧缩需要的时间较长,但最终还是出现了。经济复苏的摇滚明星本身变成了日本。 瑞典央行为何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不断改变说法。最初,该行行长宣称完全是为了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如果现在不提高利率,今后我们将存在非常高通货膨胀的风险......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实现我们制定的通货膨胀2%的目标。然而,随着鉴于通货膨胀下滑接近于零,远远低于被认为至关重要的目标值,瑞典央行又提出了新的理由:紧缩银根是为了遏制房地产泡沫,避免发生金融动荡。也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变化,瑞典官员为不变的政策发明了各种新理由。 总之,这是极端货币主义(sadomonetarism)在行动的经典案例。 我刻意使用这个词汇(《观察家》杂志的威廉·吉冈发明)并不是为了给文章增色。至少在我看来,极端货币主义是货币官员及评论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态度,涉及对低利率与货币宽松政策一种本能的厌恶,即便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很低。在国际组织中你会发现有许多极端货币主义者;在美国,他们通常出现在华尔街或具有右翼倾向的部门。令人欣慰地说,这些人在美联储没有多大影响——但他们不断地骚扰美联储,要求停止增加就业方面的努力。 我说这种对低利率的厌恶属于本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尽管极端货币主义者对于自己所持的政策观点可能会提出了各种听上去似乎连贯的分析性理由,但针对不断变化的条件,他们却不改变自己的政策观点——只是不断发明新的理由。这种情况强烈地表明,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本能感觉,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立场。 实际上,瑞典央行对提高利率提出的不断进化的理由在其它国际组织中也有同样的反映。例如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结算银行,这个非常具有影响的银行就是一个极端货币主义的堡垒。与瑞典央行一样,该行不断变换高利率的理由——为了通货膨胀!为了金融稳定!——但却从来不说是自己政策的要求。 这种对低利率打心眼里的厌恶来自何方?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本能地认同富裕债务人(而不是通常较穷的债务人)利益的一种必然反应。不过,我认为,也受许多货币官员强烈希望表现为态度严肃、心底强硬的人士——通过实施痛苦显示他们究竟有多么强硬——的驱动。 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极端货币主义者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伤害。在瑞典,他们功败垂成,将一个经济成功故事转变成一个处处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的故事。 他们还有可能造成更多的伤害。最近以来金融市场比较平静——没有大的金融危机,不存在迫在眉睫的欧洲崩溃威胁。然而,认为经济复苏已经确信无疑却是错误和危险的:坏的政策非常容易破坏我们依然停滞的经济增长。因此,如果那些穿着黑西服口吻严肃的人告诉你现在该停止所有宽松货币政策并提高利率,一定不要忘记:看看这些人对瑞典做了些什么。 (2014年4月21日《纽约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