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崇文门门洞的老照片拍摄于1922—1924年期间，是美国记者甘博拍摄的，当时他是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因为，1925年5月1日在这个地方建起4路无轨电车崇文门总站，从崇文门到东单开往宣武门。照片拍摄方向是从崇文门内由北向南拍摄，是崇文门城楼北面门洞的照片。照片中有二名市政工人正在用清水泼街。下面是甘博拍摄另外一张照片，路东三层小楼就是德新小学。往南是法国汽车行。
 我们常见的崇文门老照片都是在崇文门外大街拍摄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照片是崇文门箭楼，后来就剩下单个崇文门城楼了。
明清时期崇文门叫“税门”，户部衙门的税官在此办公，负责收税，一年净敛白银数十万两。崇文门的税官，遂成为户部诸税官中有名的“肥缺”，税官监督是“京师十大美差”之一，该税关前后存在四百余年。
崇文门税官的名声至今名闻遐迩。但绝不是现在一些电视剧主编们形容的那样子，几个干瘦的守城老兵，搬张破桌子，守着城门洞，收过往行人的几个铜板。
崇文门税官监督隶属于户部，至少也是三品大员，他的衙门府掌管上百人，有收钱的，有记账的，有存银子库房，至少也需要是个三、四进的大四合院。据史料记载，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在崇文门税官衙门抢走了几十万两白银。
查《乾隆京城全图》，位于崇文门城楼西侧靠近南城墙有东西排列三进院落大门朝东，是成化寺；位于崇文门城楼东侧靠近南城墙亦有东西排列三进院落大门朝西，未注明用途。
崇文门门洞东侧靠着城墙有一座五间门脸的大房，屋顶铺设琉璃瓦，两侧流水女儿墙头还有5个琉璃走兽，显然是三品以上官员衙门大门，大门后边是衙门人员办公的地方，照片中显示1922年左右已经封闭大门改为门脸房。根据笔者判断，这所大宅应该就是崇文门税官的衙门。民国以后这里成为崇文门警察厅，门头上有警察厅专用的红色灯泡。
1903年，在衙门北侧法国人盖的一栋三层小楼，兴办一所外国孩子读书的“德新小学”。二十年代，学校由买下南边平房院落（应该是崇文门税官衙门）至南城墙，盖了几排平房教室。解放后，“德新小学”被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按“敌产”接收，法式三层小洋楼成为军人住宅，南院平房区是“德新小学”校舍，更名为公立北京市东城区南城根小学。
现存的崇文门内大街63号法国小洋楼产权隶属于北京军区，挨着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大楼，是原来法国德新小学的建筑，不属于北京时文保单位。这栋三层单体品字形砖楼建筑，顶上附带阁楼，开有一个小小的气窗，外墙在每一层的间隔中打出一层小小的砖饰，显得格外美观。
下面是六十年代末拍摄的崇文门路口的照片，由南向北拍摄。左侧是1903年美国人盖的二层美国医院主楼，往北是美国医院的东墙。解放后改为同仁医院，小楼早就被拆，建起同仁医院大楼。照片右侧是“德新小学”漂亮的三层小楼，现在还在。广告牌后面的平房，就是南城根小学。
 1959年拍摄的一部经典黑白电影叫《粮食》，主演是张平、葛存壮，但出彩儿的却不是他们俩，是四和尚，一个叫安震江的演员。安震江是那个时候的大腕，据说走在街上能让交通堵塞，一是他那副尊容太独特了，二是他的演技太高超。那时候的孩子大多会说一句“搜索队长王德彪”，电影《侦察兵》里安震江的经典台词。他是那个时代，带给孩子们快乐最多的一个人。这是一个一辈子演小人物，也演了一辈子小人物的演员。在《粮食》的海报上，甚至没有他的名字。但你看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那么恰到好处，总能通过形体表演细致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既有他自己的表演风格，又绝对合乎电影人物身份和性格特点。据说他从影24年扮演的几乎全是反面角色，大多又难逃覆灭的下场，为了避免千人一面，他为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设计了一个绝不雷同的死法，即要符合剧情发展的需要，又要让观众觉得“解气”，还要合乎剧中人的身份和阅历。单就这等心思，就足以使人敬佩。
  安震江（1928―1977年），北京昌平区百善镇上东廓村人。祖父安其武在村中以教授私塾为业，父亲安殿恒是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庆仁堂药店的店员。六岁时，父亲带他到城里念书。离开乡村来到北京。那时，这些家庭都望子成龙，安震江家当然也不例外。在他不满八岁时，先是在崇文门外的一家私塾学堂读书一年。1942年，安震江毕业于北平天主教德新小学。初中在北平市立九中读书（日本时期的称谓，原名天主教汇文中学，解放后叫北京市二十六男中。1958年建北京火车站校园被拆了一半，26中学搬到崇文区，剩下一半校舍现在叫汇文小学），高中考上北平私立辅仁大学附中（现北京市第13中学）。
安震江天性活泼，自小爱说好动，在读小学时便接触到电影和话剧，井对表演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第一次登台演戏，是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为欢送毕业同学，他在话剧《艺术家》中饰演艺术家。他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台演戏，当时的心情是既兴奋又害怕，演出的效果，还算没有失败，自此增强了我演戏的信心及勇气。”在高中一年级时，他还参加了话剧《压迫》的演出。
1948年，安震江考入了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校址在前门外琉璃厂。入学后，即加入了学校的业余剧团。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使安震江受到极大的鼓舞。在大学三年的时间里，他多次参加戏剧演出活动。其中，1949年师大校庆时，他在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中饰演的崔三爷和1950年在歌剧《王秀鸾》中饰演的三秃子，显露了他在饰演反派角色方面的艺术才华。
1950年，在庆祝师大工会成立时，他参加了由焦菊隐指导排练的四幕剧《大年初一》的演出。老艺术家的点拨，使他受益很深。从1950年开始，安震江不仅自己演戏，还被师大业余剧团派到北京和平门外第四文化馆作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辅导工作，他经常帮助群众排戏，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从事戏剧艺术的实践。以后，学校还推荐他到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戏剧系学习，在那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表演理论。
1951年3月，他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转入表演艺术研究所和北京电影学校学习，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1955年至1957年间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此后，又调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先后在《沙家店粮站》、《虎穴追踪》、《红孩子》、《地下尖兵》、《暴风雨中的雄鹰》、《平原游击队》、《红旗谱》、《矿灯》、《粮食》、《五彩路》、《暴风骤雨》、《侦察兵》、《烽火少年》、《沸腾的群山》和《战地黄花》等十几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创造了栩栩如生的银幕艺术形象，是中国影坛反派演员的佼佼者。
安震江毕生热爱电影艺术，在他的心目中，演戏是高于一切的。1951年北京电影学校成立的时候，安震江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了能够投身到喜爱的电影艺术工作中去，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和比较安逸的工作，毅然转学改行。参加工作后，分配给他的角色无论大小，戏多戏少，他都不争不抢，认真做好案头工作，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形体表演都刻画入微，达到内外一致，协调统一。为了演好影片中的人物，剧组经常组织演员深入社会，体验生活，每次深入生活他都非常投入，从各行各业的人们身上积累素材，汲取营养。在筹拍《巨澜》之前，他为了演好影片中戏曲教师的生活形态、表演姿态和课徒神态，专门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庆春先生请到家中，虚心求教，认真体察，以便把握角色的表演分寸。
安震江从影24年间，扮演的几乎全是反面角色，故事情节发展到最后，大多又难逃覆灭的下场。为了避免千人一面，他饰演的人物既有他的表演风格，又合乎人物身份的性格特点。他为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设计了一个绝不雷同的死法，即要符合剧情发展的需要，又要让观众觉得"解气"，还要合乎剧中人的身份和阅历；不但让细心的观众由衷折服，演艺界的领导和同行也情不自禁的交口称赞。
安震江生活严谨，待人诚恳，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同志们评价他：“能与所有的人合作”，就是对他一生从艺、作人的充分肯定。安震江同志多才多艺，除了演电影，他还能写、能说相声，表演幽默、滑稽小品。在外景地拍片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调剂演员们的精神生活，安震江总是放弃休息的机会，利用拍摄间隙给大家表演一、两个相声小段，而且很多都是“现挂”（即兴表演）的节目，使大家的心态都得到了较好放松和调整，继续拍摄时都能很快进入角色，所以安震江的相声小段受到了导演、演员、剧务们的一致欢迎。他创作的一些相声小段，例如《打呼噜》，发挥了他观察生活细、表演幽默、夸张的特点，将打呼噜分为惊醒呼、断气呼、梦话呼、吃喝呼等8种之多，表演之后，令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一些青年演员从大家的笑声中，学到了老演员厚积薄发的艺术修养。
安震江戏缘好，人缘好。他长期心脏不好，心跳每分钟达120次左右；他出名后，经常有人来访，往往应接不暇。但是，不管是首都、还是外地的记者，大报、还是小报的采访，他都尽快安排时间，认真接待。1966年春天，他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搞四清时，正赶上地震，他奋不顾身地冲在前面，解救出一个个压在倒塌房屋下面的农民兄弟。
1977年秋天，安震江在黄山拍摄电影《巨澜》时，因突发心脏病，于9月12日下午2时病逝，终年49岁。安震江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电影艺术事业的一大损失。2002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流金岁月》栏目为他制作了专题节目。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安震江塑造的《粮食》里的四和尚、《侦察兵》里的王德彪、《平原游击队》里的老地主等一个个丰满的艺术形象，给人们带来了良好的艺术享受，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据笔者中学同学李风才回忆，他在南城根小学上学时，校园东墙外是一小片空地，属于南城根，经常有人把死婴抛弃在这里。同样文字可见出生在南城根的孙敬修老先生的回忆文章，证明南城根小学南墙并非靠着南城墙的马道而建。下图是民国时期的崇文门东马道的照片，旁边就是德新小学。 笔者在东城根生活了50年，根据经验，旧日南城根应该是东西宽不足6米的小胡同。1967年南城根小学拆掉院内平房，建起一栋四层教学楼，位于崇文门十字路口东北角，红漆校门朝南。 2001年，东城区整合优秀小学资源，南城根小学更名为东交民巷小学分校，为低年级部。每天到校门口接送小学生的家长超过百人，多为退休老年人。因九十年代中期拆迁，这片地区被拆迁户大多安置在东三环路外松榆里小区，但孩子们的户口并未外迁，为的就是还在在城里上学。每天放学后，有几十名退休老人集体带孩子到马路对面公交汽车北京站西街站，等候乘29路公共汽车。 下面是东交民巷分校大门的照片，院内是那栋四层教学楼。 家住崇内大街小报房胡同的李风才在博客中写道：我的小学是东城区南城根小学，在校时间为1957年9月至1963年7月，毕业时是六年级一班，班主任钟老师（女）。1966年中学毕业正值文革开始，1968年又赶上上山下乡，回城后又面临找工作、结婚育子、搬家拆迁……。 我们小学部分同学最后一次聚会是1968年在中山公园与钟老师的合影。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照片上的人已经对不上号了。后排左起从第六位开始依次是：马永惠、寇宝柱、屈立华、栗金生、李凤才、张家祥、常炳生；中间左二为李淑兰；前排左三为钟老师，左六为王平妹。其他人已对不上号了。
上面照片拍摄于1963年4月，南城根小学组织学生颐和园春游时。后排左起：李贵臣、刘志广、常炳生、刘彦、沈金锐、张燕钊；前排左起：李凤才、孙玉良、朱希宁、胡宝才、张家祥。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沙安先生，小学、初中、高中读书在东城，一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他在博客里写道： 我1978年7月小学毕业于北京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学校在东城区南八宝胡同，距离崇文门只有一步之遥。那是北京铁路局系统最正规的一所小学校，成立于1926年，原名京奉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原址在毛家湾胡同，1958年兴建北京火车站搬到了南八宝胡同，原址成为北京火车站东货场的铁轨。南八宝胡同大四合院，1926年是京奉铁路职工公寓，解放后是铁道部干部宿舍，1958年铁道部干部搬到羊坊店铁道部宿舍，就把这个平房院给了铁一小。 我在铁一小的五年级，上了一年半时间，主要是当时北京市由春季入学改为秋季。我们在小学里和本校六年级（“带帽”初一）的同学一起等了半年。 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初一在中学上学的学生，学校的名字叫北京市第一八五中学。有意思的是，这里原来是一所成立于1903年的小学校，叫东城区南城根小学。1967年的时候，大批在“文革”中被安排在家里“玩”的五、六年级一下子都涌进中学，叫69届初二和70届初一。北京市当时没有那么多中学校，于是把南城根小学变成新组建的北京市第一八五中学。 我们上学的一八五中学是一栋漂亮的四层楼，是为一八五中学兴建的，原来南城根小学是一栋二层木结构小楼和二排平房。 从1966年“8·18”之后的三个月，毛主席在北京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200万人次，是北京市人口的二倍。这1200万人都住哪儿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首先想到的是中小学校。还动员北京市街道妇女们在学校开办食堂，蒸馒头炖红烧肉招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们。 1966年9月，南城根小学住几百名串联进京等毛主席接见的外地学生时，突然一把大火把木结构二层小楼烧毁。 1967年10月，在南城根小学废墟上盖了一栋四层教学楼，新入学的是69、70届新生，始称185中学。69届新生在中学呆了一年多时间，全都发配到黑龙江边境准备打“苏修”。最终，中苏边境战争没打起来，中国副统帅机毁人亡，中美关系缓解尼克松访华，黑龙江兵团战士们就变成了黑龙江农场的下乡知青。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竟然是一八五中学最后一批中学生。1979年时候的中国，中国第二次“婴儿潮”高峰期生育的孩子们该上小学了，于是1979年9月1日，北京一八五中学又恢复为小学校。因为修建地铁把北京城墙都拆了，还叫什么南城根啊，早没了。于是就称之为附近有名的东交民巷小学分校，校名一直使用至今。而我的母校北京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在2005年整体移交北京市教育局管理，现在也叫东交民巷小学分校。下面是铁一小变成东交民巷小学分校的大门的照片。 1979年9月1日，我上初二。我们二个班级整体到了北京市第一二六中学，原来学校有四个班级，我们一八五中学初一（1）班，就变成了一二六中学初二（5）班了。 值得回味的是，位于船板胡同的北京市第一二六中学成立于1963年，同时成立的还有北京市第一二七中学，都是突击成立的初中校，以应付中国第一“婴儿潮”而组建。当时北京市教育局规定，初中校一个班级最多48名学生，学校规模最多24个班级。一二六中学隔壁院里是女十三中学，初高中校，每个年级4个班，1967年开始男女生兼收，改称北京市第一二五中学。北京市第一二五中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872年的天主教慕贞女中，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女中之一。它与汇文男中、育英男中、贝满女中并称京城四大教会名校。1952年更名为北京市女十三中学，1972年改名北京市一二五中学至今。 而我校学习一年时间的消失的北京市第一八五中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03年的天主教法国德新小学。 在东交民巷成为外国使馆区的百年时间里，崇文门内陆区有外国大使馆和外国兵营，最多时期住了10万外国人，崇文门内陆区则成为外国使馆服务区。同仁医院原名美国医院，北原名德国医院，还有英国伊丽莎白医院和法国妇幼医院。此外还有三座教堂、十几家外国银行、二所中学、二所小学，幼儿园等。 那时候崇文门大街北至西总布胡同西口，外国洋行林立，最早的北京饭店在苏州胡同西口，还有德国饭店、法国饭店、六国饭店。当年的崇文门内陆区是“涉外区”，比现在的燕莎“涉外商圈”热闹多了。而且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是，东交民巷是禁止中国人入内的，直到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 下面是昨天沙安先生为我复印的有北京市一八五中学公章的二份珍贵的档案文件。一份1979年《一八五中学学生情况登记表》相当于初一年级《学生手册》，一份一八五中学的《表扬信》相当于《奖状》。可是这二份《证书》竟然都是油印的，文字也是学校老师用钢板手写的，可以看出当时的北京市一八五中学的办学条件是多么的简陋。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解放后我国一直不重视基础教育的一段历史。特别是在长达十年时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光“革命”了，哪里还有“文化”。 感谢沙安先生提供的二份历史记录档案材料，笔者将把它们收入我即将出版的《百年北京城》一书中，让北京后人了解，千万不要忘记北京教育还有这样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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