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天宁寺作者：不详扬州天宁寺 天宁寺是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一。但它的历史到底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法，是说唐代柳毅舍宅造寺，这个柳毅就是唐代传奇《柳毅传》中的主人公。柳毅是小说中的人物，我们也许不必深究。普通的传说，是东晋时谢安捐出别墅建寺，以供尼泊尔僧人佛驮跋陀罗在此翻译《华严经》。但是，对这一说法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 比较可靠的说法，应该是《宝佑惟扬志》所记载的，天宁寺始建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以年号为名，最初称为“证圣寺”。《宝佑惟扬志》是宋代编纂的扬州志书，与建寺时间较近，当时寺庙的名声又很大，当不会有太大出入。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证圣寺改名“兴教院”。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全国重要州府均建“天宁寺”，所谓“建寺”也包括将原有的寺庙更名，于是赐予此寺“天宁禅寺”之名，从此沿袭至今。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天宁寺，来历就在于此。 天宁寺早期的规模，已经难以考证。据史书记载，南宋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为逃避金军南下，匆匆离开汴京来到扬州，驻跸在天宁寺。天宁寺如果规模不大，势必不能容下宋高宗赵构一行。 到了元末，天宁寺遭到战争毁坏。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重建，据说占地六千多亩。准确的记载是，寺庙的山门在今天宁门街的南端路口，门前有华表，俗称牌楼。华表高入云端，额题“朝天福地”，因有成千上万的蝙蝠集于牌楼之下，俗称“万福（蝠）来朝”。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防御倭寇进犯，扬州增筑新城，把天宁寺山门即今天宁门街一线划入新城之中，于是天宁寺只剩下了护城河以北的部分，也即今天的天宁寺所在。 清咸丰年间，天宁寺又毁于太平军兵火。同治四年（1865），在盐运使方浚颐的拨款支持下，由僧人真修主持重建，后又陆续增建，最迟的建筑建于民国年间。其规模虽不及往昔，也算是扬州的大刹，故被列为扬州八大丛林之首。至建国前夕，天宁寺仍有寺房一百多间，僧人百余众。此后，天宁寺先后为步兵学校、文艺学校、招待所等，对寺房多有拆改。其后重新修建，辟为扬州博物馆，大体就是现今保存的面貌。 天宁寺历来有“一寺五门天下少，两廊十殿世间稀”的说法。“一寺五门”、“两廊十殿”都是事实，不过“天下少”、“世间稀”不免夸张。也许天宁寺的“大”，主要不在它的建筑规模，而在于它的历史内涵。 扬州天宁寺最初属于佛教何宗何派，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就宋代赐名“天宁禅寺”来看，应该属于禅宗，至今寺门上还嵌有“敕赐天宁禅寺”的石额。到了清初，天宁寺禅风盛行。清初禅宗最负盛名的有“三峰派”，开山人叫法藏。法藏的弟子甚多，最著名的为弘礼，俗姓张，会稽（今绍兴）人，青年时于普陀山出家，后投于法藏门下。弘礼曾经住持扬州天宁寺，由于他的阐扬，江淮间禅风一时大振，此后他还住持过杭州灵隐等寺。弘礼晚年受扬州天宁寺之请，再度前来开示禅法，他来扬之后，各方僧人云集，听他讲法。弘礼针对不同对象，应机说法，尤胜于平时。这样经过十天，弘礼命全寺设供，当晚他谈到半夜方寝。到五更天时分，弘礼起身换上新衣，大呼侍者说：“快随我上方去！”等到侍者赶至，他已安然而逝。时在康熙六年（1667）冬天，享年68岁。弘礼之死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但他的名字应该写在天宁寺的历史上。 同治年间，天宁寺得到重建。这时，佛驮跋陀罗在扬州翻译《华严经》传说的影响愈来愈大，加之这时全国佛教界华严宗有所复兴，而华严宗所信奉的经典即佛驮跋陀罗所译的《华严经》，天宁寺理所当然地以弘扬华严宗为标榜。譬如，寺内的“华严阁”，寺门前牌楼上的“晋译华严道场”，都是明证。在实际举措上，天宁寺普通僧学堂也主要以研习华严经论为主。 天宁寺的僧学堂是光绪三十二年（1904）天宁寺住持文希和尚所开办，系扬州佛学教育最早的机构，取名“普通僧学堂”，由文希自任校长。这座僧学堂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扬州寺院中开风气之先，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 佛驮跋陀罗之谜 关于尼泊尔僧人佛驮跋陀罗法师在扬州天宁寺翻译《华严经》一事,传播已久。李斗《扬州画舫录》就记载说：“义熙间，梵僧佛驮跋陀罗尊者译《华严经》于此。” 佛驮跋陀罗（359-429），意译“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 天宁寺与重宁寺将建成佛教文化博物馆，这是扬州博览城建设的重大举措。 清代的天宁寺，曾与重宁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净寺、高 寺、静慧寺、福缘寺并称为“扬州八大刹”。而在天宁寺的历史深处，隐藏着多少秘密呢…… 人。他原是释迦族甘露饭王的后裔，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带经商，迁居出来。少年时父母相继病故，寄养于舅家。青年时出家，在诵经时显出异常的聪明，一天读完一个月的功课。受了具足戒后，更加勤学，博通经典，以精于禅定和戒律出名。其后去罽宾，在那里遇中国僧人智严。智严请他到中国弘法，这正符合他的素愿。他们在旅途中历尽艰难，先走雪山，继走海道，辗转三年，才到达中国青州东莱郡（今山东掖县）。晋义熙四年（408），他们听到鸠摩罗什在长安，就前去拜见住长安的宫寺。在学问上，他们互有商量，发挥奥义，但他们的学风不同，师承渊源也各异。罗什专弘经教，特别是龙树一派的大乘学说，门下有两千多人，出入宫廷，声势显赫。佛驮跋陀罗则谨守自己的教学规模，修禅习定，聚徒只有数百人，甘于淡泊，不喜繁华。由于这些分歧，发生了隔阂，罗什门下僧指摘佛驮跋陀罗犯了妄语戒，借着群众的势力，逼他离开关中。佛驮跋陀罗的门徒一时感到威胁，几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观等四十余人随从佛驮跋陀罗南下去庐山。那时慧远住在山中，早就听到佛驮跋陀罗的声名，及相见，异常欢喜。佛驮跋陀罗在庐山为慧远译出了有关修禅的专著《修行方便禅经》二卷，这对慧远的修持给予很大帮助。 但是，佛驮跋陀罗的志愿是要往各处弘化。一年后，也即义熙八年（412）秋，他便离开庐山西游，到了荆州，受到当时逗留在那地方的太尉刘裕的尊敬。不久他随刘裕去扬州。因为他仪表朴质而有涵养，深受当地僧众钦佩。佛驮跋陀罗到扬州后，依旧传习禅法。不久，法显游历印度归来，他们开始合作，从义熙十二年到十四年（416－418），先后翻译了法显携归的梵本经律《大般泥洹经》六卷，《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只比丘尼戒本》一卷，《杂藏经》一卷。到义熙十四年（418），又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五十卷，后来改分六十卷。这部经典的梵本非常浩繁，一向无人翻译，直到佛驮跋陀罗才完成这一大译事。《华严经》对后来佛教的发展关系甚大，所以翻译地也以“华严堂”为名以示纪念。佛驮跋陀罗于刘宋元嘉六年（429）圆寂，年七十一岁。 佛驮跋陀罗的翻译，除了以上各种之外，现存的还有《出生无量门持经》、《大方等如来藏经》、《文殊师利发愿经》、《观佛三昧海经》、《净六波罗蜜经》等。他的翻译虽有多方面，但专精禅法。他的传译为稍后的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这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是有意义的。 佛驮跋陀罗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问题是他所在的“扬州”究竟是什么地方。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扬州”是指扬州刺史部所在地的建业，即今南京。所以，赵朴初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中这样说：“不久（义熙九年春间），他（指佛驮跋陀罗）随刘裕去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在南京中华门外，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这也许就澄清了包括志书在内的多年误传。当然，对于约定俗成的说法，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鉴真的后继者——道彝 天宁寺的历史上曾经出过许多高僧。明代的道彝，可以说是继唐代鉴真之后的又一位中日友好使者。 明代的中日关系，在佛教方面表现为双方都有官派的僧人使者。如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特遣禅僧仲猷祖阐（宁波天宁禅寺住持）、教僧无逸克勤（金陵瓦官教寺住持）等出使日本，并派遣在明的日僧椿庭海寿、权中巽二人为通事随往。随后，日本也派遣僧文珪、如瑶相继出使明朝。 建文四年（1402），明惠帝又派遣禅僧道彝、教僧一庵等出使日本，嗣后日本派遣僧坚中圭密及祥庵梵云、明空等来明朝通商。当时日本和明朝的通商，多以禅僧为使节，而展开双方海上交通贸易。 日本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曾经正式遣使明朝。日本的使者祖阿、肥富，都受到明廷的款待。回国时，明廷派天伦、一庵为陪送使，并正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义满对明朝使节的态度，极尽殷勤。他亲赴摄津兵库欢迎明船，还焚香下跪，三拜后始拜览明朝国书，并在其表文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明朝使节的高僧道彝。明初，扬州天宁寺有一位高僧道彝。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设立佛教管理机构“僧纲司”，道彝和尚出任“都纲”，这是一个僧职兼官职的职务，也是管理全国佛寺和僧众的总头领。建文、永乐年间，道彝奉旨以国使的身份出使日本，这是继唐代鉴真东渡以后，扬州第二位赴日的僧人，同样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402年，明廷派遣道彝和一庵出使日本，两位法师在日本遇到了中津绝海高僧。中津绝海捧示明太祖朱元璋御赐的诗轴，向两位中国法师求和诗。道彝和诗道：“采药秦人旧有祠，春风几见术苗肥。老僧曾到中华国，御笔题诗赐远归。”一庵也和诗道：“挂锡龙河古佛祠，一生高洁厌轻肥。赋诗诏入金銮殿，携得天香满袖归。” 中日联珠，堪称绝唱。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正值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从中可见两国人民对和平友好的珍重。 道彝诗中所说的“采药秦人”，是指秦代徐福到海上寻求长生不死药的故事。有意思的是，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曾与日本朋友谈及日本就是以前传说中的蓬莱国，有长生不老之药，并说：“仙药究竟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这次来，希望带回去日本优秀的科学技术。”1979年2月，日本友人来华访问，将早期从浙江天台山带去的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天台乌药的三株树苗赠给邓小平，这是由徐福东渡求仙而引出的中日友谊的又一段佳话。 地址：扬州市天宁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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