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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黔中郡，本来包含有今湖南省大部分地区，但就在王翦率军南征百越的秦始皇二十五年这一年里，秦廷将黔中郡一分为二，《太平寰宇记》引甄烈《湘州记》记述说，当时是“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从黔中郡中分设长沙郡，正是基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背景，用以强化原黔中郡南部毗邻岭南区域的管理，保障其更好地发挥对岭南百越作战的桥头堡作用。 南北分置之后的黔中、长沙两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近年发现的里耶秦牍中提到有洞庭郡7，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秦朝文书中记有苍梧郡。据目前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牍，前者见于记录的最早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后者也是发生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至二十八年两年期间的事情。洞庭和苍梧这两个郡，大致应当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以前，分别由黔中和长沙两郡更名而来。 秦始皇二十七年更改黔中、长沙两郡郡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同样与对岭南的战事具有直接关连。周振鹤研究西汉政区地理，于历史地理现象的普遍规律，揭示殊多，对解决相关问题，颇有助益。譬如周氏指出，汉高祖时“凡更名之郡皆因郡境有所变化”9，这就是一条重要的通则，而汉对秦制，多相因承，这一惯行做法，很可能也是由秦朝沿袭而来。 秦黔中郡的辖境，恰恰发生过很大变化。谭其骧很早即做有考述说，黔中郡在设置之后，曾割除其北部之原楚巫郡地，划给南郡，此为“峡江两岸及清江流域地”。除此之外，谭氏复有考述云： （黔中）西北今四川东南隅黔江流域之地，郦元《江水注》以为乃昭襄王时司马错取楚黔中地所经由，疑亦当在界内，汉初始割属巴郡。 此故巫郡与黔江流域两地的割除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对于巫郡，谭其骧没有具体叙述；而上面引文对黔江流域归属变易时间的判断，也没有做出说明。从秦郡的总体变化状况来看，黔中郡北部和西北部这两个区域归属的变化，最有可能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始皇二十六年初定三十六郡之时，另一个便是这次改黔中郡为洞庭郡的时候，但初定三十六郡时一般只是整体调整郡的分合裁设，没有另外小幅度调换辖界的记载，所以，还是在始皇二十七年时重做调整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这两处郡界调整的原因，可以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当时的政治需求，进行推测。谭氏所说黔江，今通称乌江。调整前黔中郡境内共有四条大的水系，西面为乌江，北面为清江，东面为澧水和沅江。四条大河，流向三个方向，黔中郡的几何中心，差不多处于其分水岭地带，而这里山高谷深，相互间联系，极为困难。所以，根本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局面。将乌江流域划归巴郡，清江流域划归南郡，是顺应地理条件所必然要做出的选择。 但在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正符合秦朝政治统治的需要。秦、汉两朝，立国关中，在地缘政治上，都奉行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即以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为凭依，来控御国家重心所寄的中原地区2，而所谓“关中”地区的外延，在秦代则南有大巴山、三峡地带以西的巴、蜀、汉中地区，长江三峡两岸的连绵山地，似乎成为此“大关中”区域东侧的自然界限。将乌江流域划归巴郡以后，巴郡与黔中之间，便能够以乌江同澧水、沅江之间的分水岭作为天然的界限和屏障，从而将“关中”区域与东部其它地区，隔绝开来，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完整的封闭体系。至于楚故巫郡，则地跨三峡两岸，界内有扜关，是控制巴蜀东出的重要门户，在这一门户的东面即为南郡。这一区域假若隶属于黔中，郡内联系很不方便，而要是将其归入南郡，则有长江一水相连，极其便利，有利于加强对这一要道的统一控制。 秦廷这次对黔中郡辖界所做的调整，并非只损不益，其郡名改称洞庭，就与新增益的辖界有关。如前面注文所提及，按照《水经·沅水注》的记载，西汉武陵郡的设立，乃是“割黔中故治”，也就是由长沙郡中割取原来与其并立之黔中郡所辖地域而设立。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洞庭湖附近的益阳、罗县和湘山等，都不在武陵郡界内，而是隶属于长沙国。前文引甄烈《湘州记》记云秦设置长沙郡，乃是用它来统管“湘川”沿岸地区，亦即湘水流域，自然也要包括洞庭湖区的湘水下游。这也就意味着分置为长沙、黔中两郡以后的秦黔中郡辖界，并不包括洞庭湖周边区域在内。可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的时候，黔中郡的郡名，却改成了洞庭。按照常理，此时一定是将洞庭湖附近区域，由长沙郡划归黔中管辖。不然，不会取用这样的郡名。做出这一调整的原因，应是在割除巫郡与黔江（乌江）流域这两大区域之后，黔中与长沙相比，土地荒凉且面积又颇显狭小，故稍损长沙比较肥沃的洞庭湖区以事弥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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