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将未富先老，还是未老先富  作者： Jonathan Anderson/瑞士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再谈中国老龄化问题 究竟中国会未富先老，还是未老先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它第一次被提出来开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这个问题受到投资者们的关注是始于2006年高盛的一份同名研究报告。自那以后，关于中国人口结构改变对经济影响在投资圈讨论的热烈程度就一直起起落落。近来，我们收到许多机构投资客户来信，询问这一问题，可见，人们的关注又开始升温。 这一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真的会由于逐渐老龄化的人口，中国就必须面对人口结构增长危机――未富先老？ 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会使得中国在老龄化的同时不能实现富裕。不可否认，中国大陆的人口结构变化会使经济增长放缓。但是，还是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会起作用，帮助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我们从所有宏观经济面临的潜在挑战来看，仅仅老龄化问题还不是影响经济的全部因素。 我们会在下面继续展开详细的讨论，以使人信服上诉观点。在两年之前，我们在报告中已经探讨过这一话题。其中提到，养老金短缺问题不会过大的影响经济增长。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我们会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例如，对中国人口结构和储蓄问题的比较分析。 用数字说话 关注中国的投资者应该对下面的图十分熟悉。图表1根据联合国人口署对未来的预测，统计出了中国大陆的总人口数。橘黄色柱子代表劳动力人口（15～59岁），绿色柱子代表非劳动力人口（包括老人和小孩）。 从中你可以看出问题：劳动力人口数量将会在2015年达到顶峰，到2020年开始下降，而趋于稳定则要到2030至2035年。中国的抚养比率（平均一个劳动力需抚养的老人和小孩的个数）在2010年为0.5，在2030年则上升到0.7，并且这一数据在此以后仍将上升。 这对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影响是，根据“劳动力投入的越少，产出越低”这一说法，总的实际GDP增长将放慢。但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居民究竟能否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未来人均GDP增长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据结果显示，人均GDP增长随着人口结构改变而下降。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会导致人均GDP增长的快速下降，这是一个逐渐回落的过程，而且也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阻碍中国走上富裕的道路。 在我们展开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些基本知识。根据标准的宏观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人均收入增长只有4种方法：（1）增加劳动力数量；（2）产业升级，增加劳动产出的附加值；（3）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资，从而增加人均收入；（4）通过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把劳动力和资本结合起来。 用数学的方式来表达如下： y = w + r + k + p y：人均收入增长；w：工龄变化率；k：资本/劳力比率；r：通过再分配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工业和服务业带来的生产力提升；p：剩余全要素生产力（TFP）增长 人口红利 最根本的一个个驱动力就是David Bloom提出的“人口红利”，既由劳动力增长和城市化带来的劳动力转移所推动的经济和居民财富增长。 这种直接的影响很容易就可以被计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相对确信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目前，中国生产力大军的增长速度大于总人口增长速度0.3个百分点。而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则落后0.3个百分点。届时，人均收入增长水平相比现在将落后0.6个百分点。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劳动力转移产生的生产力收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个百分点。而我们预计这个效应在2010年将减为0。 加总起来，我们认为，在未来20年内，由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的直接损失大约为1.6个百分点。如果我们预测结构上可持续的实际GDP同比增长为9％，那么，2020至2025年间，可持续的GDP增长将下降到7％。按人均标准来看，那时的人均GDP增长将从现在的8.4％下降到6.8％。 如果把6.8％的人均收入增长水平看作是比较严重的增长减弱，那么你应该看看下面一张图。图2显示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1960至1995年间的平均经济增长水平。对比一下便可知，6.8％的增长已经足够使中国变得富有。 当然这还并不是我们讨论的全部。接下来，我们将就中国“人口地震”对生产力和资本积累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作出一一分析。 人口与生产力 我们可以先简单讨论一下全要素生产力，这不是因为它不重要，相反，它是区分持续高增长的经济体从不太成功的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欧洲、以及东亚地区的年度总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维持在1％到2％之间；同时期的非洲和前苏联的全要素生产力则持续下滑。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战后，中国的表现在所有国家中是最好的一个。在过去25年中，即便不考虑上面提到的生产力城乡转移的作用，几乎每种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计算方法都把全要素生产力的年同比增长定为2％到3％。 理论研究并没有找出全要素生产力和国家由贫转富、以及全国范围内抚养比率变化之间直接的紧密关系。因为每个研究都显示，当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的时候，日本和韩国的生产力呈现出下滑趋势，而美国和新加坡的生产力反而增长了。另外，最近一份对劳动力进行详尽统计的报告表明，随着老龄生产力在总生产力中比例的上升，生产力和年龄之间呈现出一种正向关系。 这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担心中国未来的生产力增长问题。事实上，总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关键转折点上保持警惕。然而，就目前的一些案例来看，我们还没有理由去预期人口老龄化会成为导致生产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催化剂。 储蓄的故事 储蓄可以带来资本积累。但这里还有更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简单来讲，储蓄的重要性同生产力在亚洲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一样的：它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据调查，人均收入的增长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是来自固定资产投资。另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亚洲经济能持续保持投资总额占GDP比例为30％到40％的唯一原因就是，储蓄也占到GDP同样多的比例。经济学家们在此问题上能达成共识的一个观点是：随着劳动力的退休，储蓄比例将会下降。这一观点正好用于解释，当出现大量劳动力时，储蓄比例飞跃上升的现象。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研究的兴趣。我们都知道，当国家变得富有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因为根据资本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当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投资占GDP的比例就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像美国、日本那样强大的实体经济并没有达到9％的增长速度的原因。因此，基于中国现如今人均收入为2000美金的水平，中国显然在近十年内还不会出现增长水平下降的现象。 问题来了：中国会不会在还没有足够富裕之前就出现经济老龄化现象呢？因为随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经济，储蓄比例随之下降，投资比例也会随之下降。 我们的回答是：不大可能!之所以这么说，我们有三大理由。第一，尽管人口因素对经济腾飞，以及人口生命周期所带来的储蓄行为变化，有很好的解释。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结构性的国家内部和区域内部在储蓄比例上的差异问题。例如，东亚经济的储蓄比例一向要高出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储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说储蓄比例会有所下降，但决不会是陡然下降。 事实上，实证的量化并不完全可信。图3显示了经济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内储蓄比例的变化趋势。横轴是历史上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抚养比率），从之前40年间到预期以后20年间的走势；纵轴表示这些国家的国内储蓄占GDP的比例总额。从中你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储蓄下降发生在劳动力增长达到高峰之后。其中仅德国的储蓄比例没有随着劳动力高峰的到来下降，法国则下降4％，美国和英国下降5％到6％之间。 这些数据在亚洲地区则呈现的更为发散，但也不能说明这就有任何人口危机的情形出现(图4)。在同一时期，几乎所有亚洲经济的储蓄比例相对劳动力顶峰都呈现出极大的动荡（“人口红利”理论）。但一些小的经济体，例如香港和新加坡，当遇到劳动力顶峰时，储蓄比例仍然有所上升。而台湾、泰国、韩国和日本虽然出现相对下滑现象，只是没有比西方国家的下滑现象那么明显，比劳动力顶峰之前的储蓄水平仅下降了4％～7％。 那么，这个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在70年代开始彻底贯彻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大陆在此后的20年内必须面对出乎寻常的抚养率的急速上升，并且导致储蓄和投资上更为独特的压力呢？ 并不完全如此。的确，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见图5）。相比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中国大陆的抚养比率在过去20年中不断的快速下降，并且预期在将来又将飞速上升。但从图6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抚养比率趋势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并无特别之处。事实上，根据联合国采购司（UNPD）的数据显示，新加坡、韩国，甚至是泰国都面临同样的变化模式。 总之，并没有确切理由可以说明中国将来必须走上一条不同邻国的发展道路。这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项观点：中国可以承受储蓄下滑，而不会对投资和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影响。 让我们再解释清楚一点。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GDP在2020到2050年间将同比保持7％的增长速度（或者说，同比人均收入增长6.8％，以亚洲国家标准水平来看，这已经是创新高了）。那么，中国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需要多少投入呢？根据历史纵向比较，答案是：投资占GDP比需达到32％～35％。而且，如果大陆的ROE（股权收益）和ROIC（资本投资回报率）能持续保持在此前15年间的趋势的话，这样的投入比重还会更低，就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亚洲四小龙的富裕程度。当然，中国现在投资/GDP的比率过高，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人均GDP在过去5年间同比增长超过11％，远高于我们现在9％的预测水平。 究竟中国需要多少储蓄来维持现在的投资水平呢？考虑到外部资金的流入，中国的储蓄规模至少维持在GDP30％或者以上。在这一最低水平线上，中国大陆极有可能出现温和得经常项下的赤字，如果储蓄/GDP比例可以再高一点得话，还会继续保持经常相下得盈余状态。 那么中国现在的储蓄状况如何呢？以全国账户为准，国内储蓄率已经达到50％的GDP水平甚至以上。这意味着，即使中国实现极高的投资比率，中国仍有10％的储蓄比例高于其他国家。 说到底，根据中国现在的生产力和投资趋势来看，在未来20年内，中国仍然可以承受近50％的储蓄流失，并且中国实现富裕会比其他亚洲国家更快。但中国怎么可能会流失一半的储蓄呢？首先，我们预期在未来几年内，中国国内储蓄将以5％～6％的速度流失，即，国内储蓄占比GDP将下降到44％。那么，由于人口结构性问题，中国还有多少储蓄会流失掉呢？以世界上最糟糕的例子，例如日本来说，日本从60年代末期经济周期高峰开始流失掉GDP中5％的储蓄，而后30年中又在结构性下降的情况下流失掉GDP中7％的储蓄。不考虑在之后20年中又流失掉的7％，其储蓄仍然占到GDP的37％。 换句话说，即便考虑到了老龄化的问题，中国仍然有大量储蓄可以抵消额外的，包括养老金改革、企业红利改革、改进社会保障，等等产生的“储蓄振荡”危机。当然，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形了。 我们当然不是说中国顺其自然的变富。以上的分析只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担心一个老龄社会会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编译 Ivy） 
 罗思义：中国将会未老先富而非未富先老  罗思义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宣布放宽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定在中国和国际社会引发广泛讨论。但人们对其意义普遍存在误解。和错误观念恰恰相反，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国经济增长96%来源于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不是劳动力供给。因而，没有理由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停止增长而显著放缓。相反，中国将会未老先富。我将首先陈述事实说明其中的原因，然后再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意义。 只要简单粗算一下，也能看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相对较低的。但令人有点迷惑的观念一直错误地存在着，即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劳动力增长，因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因为劳动人口增长的停止而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至2012年，中国15-64岁年龄段人口(国际定义的工作年龄)年均增长率为1.7%。中国同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则为10.2%——几乎是前者的6倍。因而，中国劳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的17%——这清楚地说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不太可能是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如果查看下数据趋势，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口增长趋势没有左右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 劳动年龄人口和GDP的增长变化率，以消除短期波动的五年移动平均值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五年后，1983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8%， 2000年则降至1.6%，2012年更降至仅0.6%。由此可见，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呈持续下降趋势。 但中国GDP增长率却呈相反的趋势。中国1983年GDP年均增长率为8.1%，2000年为8.6%，2012年则为9.3%。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之际，中国经济正加速增长。这说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显然不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 更精确的计算结果同样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其GDP年均增长率的17%，那么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17%，也即不到五分之一的话，那就太过天真了。 实际上17%对那些认为“劳动力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中国经济会因人口下降而急剧放缓，中国也将会未富先老”的人来说，还是有点意外的过于保守了。但事实上，就劳动力供给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即使17%也是过于夸张了。 原因就是，实际劳动时间的增速要远慢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这是因为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教育而非工作上，假期也趋向变长，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使得工作天数变少了。 为证明上述影响，特制作如下图表：下图所示的是中国自1990-2010 年以来的GDP增长贡献率来源之比。从最新出炉的可比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64%来自于投资，30%来自于生产率，仅6%来自于劳动力。 因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所拉动的，劳动力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鉴于其对经济增长的有限贡献率，即使整个劳动力没有增长，中国经济增速也只会放缓0.5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力素质年增长率为2%，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对教育和技能的投资增加，该数字还有微弱的增长空间，发达国家劳动力素质年增长率约为3%。因而，仅有4%的GDP增长来自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当然这还要考虑人口特征的影响。 简而言之，劳动力供给增长对中国GDP贡献率仅为4%——不到GDP年增长率的0.5个百分点。 诸如《金融时报》作家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在其文章《中国奇迹三部曲》里宣称的“中国经济奇迹完全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中国经济增长各来源贡献率中，仅4%是来自于“劳动力数量增加”，96%则是来自于其他因素。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不会带来经济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中国面临真正的人口经济难题是，有工作的人可以攒钱，而那些非劳动年龄人口由于太小或太老，普遍是不能攒钱的。因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会降低中国家庭储蓄率。而储蓄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这将会对中国投资增长造成下行压力。 不仅在中国，对于大多数经济体而言，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不是因为造成劳动力短缺，而是造成储蓄率下降，使经济放缓。 但幸运的是，家庭只是储蓄的三个来源之一(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政府储蓄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很少，通常也是负储蓄。但企业利润是中国储蓄的最大来源之一。如果储蓄因企业利润有所增加，那么就能弥补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而导致的家庭储蓄下降。 因而，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是维持企业盈利能力，而不是劳动人口的数量。企业利润下降对中国的威胁更甚于人口因素。企业利润增加，企业储蓄增加所带来的影响，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放宽独生子女政策。 总的来说，宣称“中国因为人口因素而面临经济放缓”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说法纯粹是不看数据而玩弄辞藻的典型错误。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作用如此之小，因而反过来劳动力停止增长对中国经济减缓影响也很小。中国的生产率，尤其是投资，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和前景的主要因素。如果基于此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中国必定能够实现“未老先富”。  2014/04/25雨霖  转载/编辑/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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