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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唧唧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问题……在别人早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的事情，她们却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呼吁政府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你辩我驳，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本正经地一起涌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 原来是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回来了。 这五朵金花是张静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个小姐 ：蕊英、芷英、芸英、荔英、箐英。她们从小生活在法国和美国，初回上海，对中国的许多事情弄不懂。她们又继承了父亲政治情绪热烈的细胞，遇到社会问题就不肯罢休。 但这还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万吨”小姐的阵容。当然张静江家不完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1908年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荔英和箐英出生在巴黎），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 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箐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二十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二十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她们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落后，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于是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的个性，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几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 ；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大概都是张老太爷所没有想到的。但是张家老太爷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当时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1924年），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这几位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象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知心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她六十年代初去香港定居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 大女儿蕊英嫁得最风光 由于张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张家小姐特有的气质和秉性，她们的婚恋就格外地与众不同，一时成了时人关注的热点。她们各有各的感情经历，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的简直就是拍电视剧的好材料。 大女儿蕊英嫁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 ；二女儿芷英嫁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 ；三女儿芸英嫁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 ；四女儿荔英嫁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箐英嫁著名的病理学家、四十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 其中大女儿的婚事是老太爷为之操办的。现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十分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那礼单的原件收藏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张静江卷宗里，很能说明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那礼单上分别写着：“仅具银花瓶成对敬贺 令媛出阁之喜”、“仅具喜幛全幅恭贺”、“仅具锻幛奉申于归之喜”、“仅具文华葛喜幛壹悬奉申”等等，共有厚厚一大本，可知当年婚礼隆重的程度，时间是1930年。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又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政府大员的大小姐出阁，各方面人员不会怠慢。 婚后一对新人先后住过赵主教路（今太原路）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最后住进上海西区贝当路（衡山路）上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毕卡第公寓那时是外国洋行老板和大班住的地方，当时只有两家中国人住在里面，一家是广东富商谭家，另一家就是张蕊英家。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用金钱堆起来的风光是不会长久的。瞿濂甫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留学生，但本性还是个公子哥儿，对家庭并不负责任，而很有花钱的本事。他在美国读书时，张蕊英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读美术学院。他见蕊英长得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又得知蕊英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就拼命追求。对于这件婚事，张老太爷原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有的是“情报人员”，知道这个公子哥儿原先在家里结过婚的，张家的大小姐怎么可以嫁给原先有家室的人？但是这对年轻人已经双双坠入爱河，况且长期的西方生活，张蕊英原本就不象传统的中国人那样计较瞿氏原先的家室。如此而已，当老爸的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自然不愿违背女儿自己的意愿，“恩准”即是。 谁知婚后不几年瞿氏就真面目大暴露，尤其是张静江不再是蒋介石亲信圈子里的红人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在外面喝醉了酒就回家发脾气，甚至摔盆子打碗，动手打人。张静江曾经给他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35年安排他在浙江旅游局，任导游处的翻译，专门陪外国旅游者，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同时也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杭州，省得他无法无天。可是这并没能改变他的恶习。张蕊英性情温存，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乐于从好的方面着想。为了维持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好话好说，因为张家毕竟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大家庭，自己又是中西女中和世界小学的教师。但是很遗憾，你越是谦让事态就越严重，无形中还助长了他的有恃无恐。当张蕊英确信他已经无可救药，并且在外面拈花惹草时，就断然分手了。  张蕊英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她历来思想单纯。她无法想象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誓言，可以忘记自己的责任。她对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了解得太少了，防人之心根本还没生出来。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社会上的“野鸡”，她竟很认真地问道：“什么是‘野鸡’？”那时她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惹得她家的保姆金妈都对孩子说 ：“你看你们妈咪，连‘野鸡’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但是她很明白是非，在大事上有自己的主见。20世纪40年代末期，金圆券政策已经把老百姓手里仅有的金子和外汇搜刮殆尽，老百姓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买不到东西。她知道，这样的局面肯定是不正常的，于是毅然支持了她的女儿瞿明明和朱英（原名瞿英英，参加革命后改名）参加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瞿明明和朱英都是市三女中的学生，瞿明明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该校的第二位党员。女儿们的活动并不瞒着妈妈，要参加重要集会时就不能正常读书了，学校规定必须有家长的请假条，当妈妈的有求必应，写一张就是了。有时两个女儿还会把同学带回家来，或是开会或是写标语，蕊英就留同学们在家里吃饭，把大听的火腿罐头打开，尽可能让大家吃得高兴。有时女儿和同学们到上海交大参加地下党召开的进步集会，回来很晚了，蕊英就安排同学们在家里的地毯上入睡。多少年后，当年的同学们早已白发苍苍了，都还念及着张家大小姐温暖的恩惠。 可惜她寿不长。张蕊英1950年因患急性脑炎在沪去世，年仅50岁。在这前一年，许多国民党老人的家眷和一些青年会的朋友都在盘算着离开上海，蕊英劝大家不要走。她很镇定地说 ：“有庆龄（宋庆龄）在，我们大家不要走。”她坚信宋庆龄的选择，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联系。可惜不久她突发脑炎，仅在医院住了三天就病逝了。 她是与她父亲在同一年辞世的。那年她的最大的孩子瞿明明19岁，最小的孩子才11岁，还在读小学。从此，还在读高中的大姐瞿明明就成了一家的领导，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活。 贤妻良母的张二小姐张芷英 张静江的二小姐张芷英是个很有主见的、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性格中还不乏幽默细胞。她也是从小在法国和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BARNARD学院就读的，所以法文和英文都很好。但是一旦回到上海，中国话反而不会说了，于是回过头去再进中西女中补习中文，把中学又读了一遍。 在中西女中读了两年后，中文勉强能应付了，但是书写上还常常要闹笑话。比较值得“纪念”的是她结婚时候的登记，结婚登记嘛，新郎新娘自然必须亲自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新郎官签名后就轮到她了，她拿起笔来写得倒挺利索，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竟把张芷英的“张”字的最后一笔给忘掉了，而这是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事后她很懊恼，说“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自己的姓都会“少写一只脚”，可见中文关的确很难过。 芷英表面上跟她的大姐一样，窈窕淑女，文静而典雅，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她是很大胆泼辣，很有爆发力的。 她们回到上海不久，有一次她走在街上，突然上来一个小偷，伸手把她的钱包给抢走了。张家小姐那时都穿高跟鞋，大概那个小偷断定这个千金小姐不会来追他的，说不定早吓晕了也说不定。谁知这位千金小姐跟人家不一样，她把高跟皮鞋一脱，赤脚就追，居然被她追上了，抓住了那小偷，夺回了自己的钱包，她还狠狠地把那个小偷教训了一顿！可是那小偷也不是等闲之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小姐哭诉说自己的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给老人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这一招也真灵，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还觉得他孝心可嘉，于是把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分给他一些，对小偷说 ：“你孝顺大人需要钱，就应当跟我说，不要抢！”然后光着脚，雇了一辆黄包车回家。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心疼女儿给小偷钱，而是担心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姐，脑子里根本没有坏人的概念，遇到危险怎么办？于是赶紧把女儿教训一顿，立下规矩一大堆：女孩子不许离家太远，不许到那些治安差的地段去，不许一个人出去，不许…… 回沪两年之后（1925年），她与周君梅（名周延鼎）结为伉俪。周君梅是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也是南浔人，他们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周家也是南浔著名的富户，祖上跟张家的祖辈一样，也是以丝业和盐业发的家。两个人是同乡，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同样的家族背景，他乡遇知音，遂一见钟情。张芷英是张家五姐妹中第一个出阁的。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相亲相爱五十年，养育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他们也饱尝了颠沛流离和艰苦创业之苦。但是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张芷英都能应付裕如，随遇而安。  他们婚后先在杭州开了一家丝厂，经营得很不错。张静江见这个女婿这么能干，就叫他来帮自己做事。那时张静江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在大搞基础建设，于是就叫周君梅去主持修筑铁路，出任了江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张静江自己当董事长。 可是这样翁唱婿随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多少年，抗战爆发了。战争年代里，他们一家没有跟随张静江避往海外，而是辗转大后方，先后到了昆明、缅甸和印度等地，仍旧办实业，以实业的成绩支援前方抗战。他们响应云南实业家缪云台开发大西南的号召，毅然南下，率先在昆明办起了云南丝厂。云南这个地方由于靠近越南，又因为越南历史上是法国的，云南受其影响，因而法语较为通用。从沿海和北方去的人大都感到不很方便，但是芷英却如鱼得水，她的法文就有用武之地了。 有一次，他们的好友程太太突发急病，张芷英眼看情况危急，就冒雨跑到距离不近的昆明唯一的一家法国医院求救。那个医院的医生本是坐院门诊而不出诊的，但是医生硬是被芷英流利的法语说服了，并破例用自己的包车去程太太家诊治，解除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危机。 1941年，周君梅受聘前往印度办丝厂，主要生产降落伞，供前方作战的联军空军使用。工厂设在MYSOR省的一个小城KOLLAGAL，那个地方过去一直是英属的，生活很艰苦，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也与中国大异，张芷英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陪同丈夫前去，自然又要调整全家的生活，以适合新的环境。这时她的英语又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使全家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很快自如起来。 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全家跟所有在战时迁往内陆的家庭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南京。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内战又席卷全国。他们选择了重返美国。后来她于1975年在美国去世。她一生相夫教子，辗转各地，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引以为自豪的母亲。现在，周君梅、张芷英夫妇的四个儿女都已成了爷爷奶奶，所以他们名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也“转眼忽成行”了，其中有七个孙子、孙女；十四个曾孙、曾孙女，俨然一个大家庭了。 三小姐张芸英把宋子文晾在了一边 三小姐张芸英是位钢琴音乐家，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音乐家。 张芸英的父母原本都不乏艺术细胞。姚蕙是苏州城里的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根基。张静江在出版大型彩色画报《世界》杂志的时候，姚蕙任发行人，想必与她的美学基础是分不开的。张静江年轻时受舅舅庞莱臣的影响，也很注重书房的功夫，而且收藏宏富。他绘画喜仿八大山人，现在他的南浔故居陈列馆里仍挂着他的山水绘画作品；书法则喜练行书，而且自成一格，与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性格十分相符。  五朵金花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一个个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箐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 三小姐张芸英是职业钢琴艺术家，她从小就学弹钢琴，在美国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开钢琴演奏音乐会了。可惜，让她爆得大名的首先不是她的钢琴，而是她的恋爱史。 她是在1924年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多识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的海上富有诗意的漂流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老太爷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舍得放手。北伐之前（1927年），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竟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 可能二十岁出头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订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他竟下令不许开船。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宋子文哪里知道，张家小姐个个都是貌似柔弱，实乃刚强的新派女子，一心要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你那国舅的身份算什么？在她们眼里根本还排不上号呢！张老太爷那“无政府主义”的细胞，其实早已无形中“传染”给了小姐们，于是芸英决意“造反”。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加“没有不透风的墙”，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鞭长莫及，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摸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曾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 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他老丈人当省长的杭州任职去了，在杭州电厂当经理。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占领并接管了电厂，他们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305室。 这对艺术夫妻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其中陈平后来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也成了钢琴艺术家（“文革”后出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社长）。他家原本小日子过得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陈寿荫与著名影星胡蝶女士交往过多引出的矛盾。三小姐认为这场婚姻的意义已经走到头了，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那么正好，全家离沪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 ：“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宁可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从单位里分到了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同时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当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姐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有的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十五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 但她也有想不通的事情，比如她的儿子陈平被打成右派她就想不通，因为她了解儿子就像了解自己一样。其实，她对人家的做法想不通，而人家对她的做法还想不通呢！她对共产党的坚信和在住房问题上的固执都让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说一般人想不通，就连宋庆龄也大为迷惑！ 当初在全国解放前夕，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她父亲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 她跟她大姐一样，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并且相信共产党是正确的。她们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六十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带来宋庆龄画的画。走的时候就带回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按说，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统战对象，诸如工作、房子、儿子落实政策等等问题，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在她说来，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这就令人看不懂。 她原先跟儿子住在一起，儿子下放时她就没地方住了，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这不是很好吗？要叫别人，感谢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可以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 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那也不行，我只要两间！多一间，不要！ 后来，她真的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荔英嫁给大她三十岁的陈友仁 四小姐张荔英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约30岁的陈友仁。 陈友仁是民国出名的传奇人物，著名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和会提出废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还参加过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曾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巴黎结婚了，两人的年龄相差很大，自然引起一场轰动。 关于他们的婚事，外界有许多传说，误传是宋庆龄为之介绍的，其实不然。陈友仁在给女儿的信中解释了这件事：“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8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但是你从报纸上所引述的报道有许多地方不正确。孙夫人并未‘安排’我的婚姻，因为乔吉特（张荔英）和我都不是喜欢这种办事方式的人。1928年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孙夫人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她，自那以后，我们就着手自己的准备。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乔吉特大约和你岁数一样大，比你稍许矮一点。她很可爱且富有个性并意志坚强。在这儿的艺术界，她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画家。她生于巴黎。我非常非常地愉快。” 其实张荔英嫁给陈友仁时，陈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早已过去。蒋介石“4·12”大屠杀之后，他是个流亡海外的反蒋斗士，曾期待斯大林能出来干预中国的政局，把蒋介石赶下台，但斯大林保持了沉默，他就只能流亡海外，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于1944年病逝。当时他仍在被日本人软禁中，享年66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颜惠庆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作为民主战士的一生。当年5月23日，张荔英遵其遗嘱，将其骨灰洒入大海。 当初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其老爸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双方年龄相差甚远且不说，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他们把兄弟中陈英士是“大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死硬分子。荔英嫁其后，他好几年都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这如何能讨老丈人的欢心？然而张家注定是个出“奇人”的地方，张静江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奇人”，张荔英女承父志，亦是个敢为天下所不敢为的传奇女性。 她当然还是尽可能地争取父亲的支持，她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请求父亲同意。信的最后说：“务祈大人见信后速赐复音，以成全女儿终身美事，不胜盼甚，祷甚……”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老爸的还有什么办法呢？论口气，女儿哪里是在征求意见呢？分明是在下“最后通牒”嘛！ 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出，信中除了表白他与荔英之间的爱慕之情，还很识相地汇报了关于他去莫斯科的事情，以及关于对于“赤化”问题的大致看法，都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回避矛盾的。不知张静江看信后作如何想，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他是很不以为然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对新人的婚事是轰动了巴黎的，很多报纸都作了报道。  张荔英在20年代初还为她的家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护送她母亲的灵柩回到南浔老家。当姚蕙不幸去世后，张静江非常悲痛，花巨资买下一口水晶棺材，并决定将其灵柩运回南浔张家祠堂。张荔英一路陪同母亲的灵柩飘洋过海，一直看到那灵柩在张家祠堂里安放停当为止。后来这口水晶棺材多年来并没有入土为安，因此南浔的老人都知道，张静江的姚夫人睡的是口水晶棺材。 可惜这口水晶棺材的命运也不好，在抗战中被伪军劫走，不知去向，姚氏夫人的尸骨从此也不知去向了。现在张家祠堂已成为一家饲料场的仓库，堆满了杂物，但是三进厅堂的宅院基本结构还没有被破坏，两侧有高耸的封火墙，栋梁上的雕花仍清晰可见，总还是一处张家遗迹吧。 张荔英晚年在新加坡办美术学校，开画展，被视为新加坡的文化名人。她的大量绘画作品晚年都捐献给了新加坡美术馆。美术界认为，她还是第一个把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引进亚洲的人，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尊敬。 五小姐张箐英当了服装设计师 五小姐张箐英，抗战胜利后嫁给了卫生部长林可胜，大概她老爸也不会太情愿的，因为林可胜原先结过婚的，只是夫人去世，才又续娶了张家小姐。 箐英在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当然也是父亲的心肝宝贝。抗战前她在沪时，喜欢一个人开了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由账房付给。那时候一个银行经理的月薪也不过才300元，一般的银行职员的月薪只有三四十元。张静江知道后关照账房，不许她这样挥霍，每月用项要限制在200元之内，包括汽油费在内。账房先生请他直接告诉箐英，但张不肯，坚持一定要账房去当“难人”。箐英听了当然不高兴，但张静江见了女儿依旧谈笑风生，绝不提汽油和“限价”问题。他在女儿面前似乎有意要保持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小姐中胆子最大的大概是箐英，胜利后她常和汇集在上海的中外飞行员们在一起，还与中国的第一位女飞行员李霞卿是好朋友，于是就跟他们学开飞机，居然真的能把直升飞机开上天了，在朋友中又刮起一阵小小的风暴。 林可胜是著名的病理学专家，1897年生于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还获得了哲学和科学的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生理学会的创办人，还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48年他任国防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美讲学，后来一直在美国讲学和做研究工作。 箐英没有去享部长太太的清福，而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她的正式职业是服装设计师，在上海时曾在现在的锦江饭店靠路边的“炮台楼”上开服装设计、裁缝店。她设计的衣服有明显的特点，是以红、黑、绿三种颜色为基色的，而且以职业女装为大宗。1949年后她和丈夫又去了美国，前不久才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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