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实施重点、体制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明确部署，京津冀一体化或将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样板。
一、凸显三大亮点
以人为核心。规划围绕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着墨较多，比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认为，这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有利于解决城乡二元分割、“土地城镇化”等问题。
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群建设。规划提出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京津冀等城市群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发挥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中国科学院范杰指出，以城市群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客观要求。
布局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解决好资金保障问题，对此，《规划》明确提出在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与评级制度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以推动城镇化建设。业内人士认为，市政债优势明显，能够实现直接融资且融资成本较低，而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对引入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本，促进融资来源多样化大有裨益。
此外，规划还提出不少新概念，体现出新的发展思路。比如城市规划管理划定“三区四线”，建设智慧城市以“六化”为方向等。
二、我市城镇化将面对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从建设世界城市群的高度推动城镇化发展。北京近年来“大城市病”日趋严重，这要求从战略上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切实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转向多中心的城市布局。此外，要把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带作为推动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形成以京、津为双核，其他城市和小城镇为网络，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其次，须调整产业布局。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北京具有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空间分布、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辐射力的巨大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既有利于调控人口规模，也有利于带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
再次，要求进一步破解“二元结构”问题。近年来，北京中心城、新城建设与发展质量大大优于小城镇，小城镇承载市区和新城的辐射功能依然薄弱，对农村生产要素、人口转移的聚集力不强；此外，城乡居民在收入、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而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新二元化矛盾也日渐显现。
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议
创新机制推动协同发展。社科院宋迎昌指出，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欧、美、日等国在实施机制上进行了创新，日本把规划上升为地方法律，强化实施力度。欧美则重视跨行政区的协调组织或都市区政府的作用。例如，美国法律要求交通、住房和环境拨款通过区域组织予以分配，不参与组织的地方政府不能获得拨款，这间接促进了都市经济圈内的区域合作。
尽快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国家发改委肖金成认为，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客观上要求将各地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及区域布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建议建立政府间合作协调机制，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在政策设计上，既要考虑到整个区域的利益，又要根据京津冀的特点进行个性化设计。可优先探索建立产权分税制度或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尽早在利益分享机制方面加快改革步伐，以推动跨区域产业合作。
坚持政府和市场双手协调，分层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中国经济报告研究所方毅认为，涉及部委机关或事业单位搬迁，可采用政府主导，辅以市场作为润滑剂，推进调整和搬迁。涉及央企或大型国企搬迁，则宜于采用“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的办法。政府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市场则用经济杠杆来有效调节利益平衡。如果是涉及其他企业搬迁，则应发挥北京市的向外推力与环首都地区拉力的双向作用。
四、他国的“京津冀”如何一体化
美国波士华城市群：自然发育产业分工。“波士华”由5大都市和40多个中小城市组成，城市间分工协作是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波士顿集中高科技产业、金融、教育、医疗服务、建筑和运输服务业，其中高科技产业和教育是波士顿最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费城是纽约都市圈的交通枢纽。华盛顿市作为全美政治中心，全球性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的总部均位于此。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政府主导建立城市副中心。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组成，形成于20世纪下半期。战后的东京破坏严重。为建设新首都，日本先后实施了四次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城市大规模膨胀可能造成的问题，先后三次实施“城市副中心”战略，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一起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中心区－副中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的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