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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话。人的一生，或多或少与歌相连，笔者曾应题做“在歌声中成长之我的童年”小诗，浮光掠影地陈述歌对笔者的影响。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歌的感悟、回忆和思考，最终以随感录形式形成了“关于歌的漫话”。 歌，自石器时代起，与人类的生活就紧密相连了。几千年的流传和熏陶，唱歌或是欣赏歌，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喜好。喜欢什么样的歌，各人有各样。即便是同一个人，因情绪的变化、年龄的变化、境遇的变化，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歌即是人们宣泄情感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 歌，也许是人来到世间被接触到的第一种艺术。母亲的摇篮曲，安详恬适，催眠了多少宝宝，尽管长大后的他或她早已将其忘却，但固有的吴音、楚声、晋腔、粤调…，还是深深地融合在每个人的血液中。歌即是人们寄托乡音的一种长远思念的凝练。 歌，不仅有地域的特色，更有时代的印记。伴随人们成长的，不仅有知识和经验的累积，同样也有一首又一首的歌，化作成长的感情标识，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记起一首歌，就记住了一个时代，回唱起一首歌，就仿佛回到了那首歌所处的年代。歌即是人们铭记生活历程的一种深厚眷念的刻度。 歌的功能，是启蒙、是教化、是自励、是娱人、是寄言、是传情。歌的形式，有长腔、有短调、有吟诵、有哼唱。 歌离不开与之相近的载体，与诗经楚辞、与乐府古诗、与唐诗宋词、与元曲杂剧、与明清戏曲、与器乐舞蹈，甚至与麦克音响，无不紧密相连。 歌者的情态，或悲歌酣歌、或放歌高歌、或低吟浅唱、或无言激烈、或声声泣血、或婉转缠绵、或当哭当言，无不随着歌者的情感而跌宕起伏。 歌，要有人吟唱、欣赏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入学的少年基本都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能有谁还记得这首歌，是50年代一个话剧、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歌，只有引起人们共鸣的歌才会广为流传。笔者第一次听到“我的祖国”（乔羽坚持为“一条大河”），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儿时在长江边上见到的白帆和拉船纤夫号子的画面，完全再现了乔羽创作时的预期效果，这首歌的优美旋律和歌词的丰富内涵，打动的不只是一代人，已被海外侨民誉称为中华民族的第二国歌。 歌就是歌，过多的之外因素强加给歌，能唱于一时而决不会长久。有三首非常雷同的歌，都曾铺天盖地的充斥过大江南北，它们分别是“三面红旗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两个决议就是好”，其存在的寿命均不足两年，到于今能有几人还知道？ 有的时候，歌又不仅仅是歌，也会像词赋曲牌一样被固化，如北洋政府时期的军歌曲调，后来不仅构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军歌系统，也纳入了共产党军队的军歌系统，最为著名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三种迥然不同的军队同唱一个旋律，也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歌坛奇葩。当然，这同一种旋律所激发出来的情感，却又因歌词的不同而又南辕北辙。 应当说，歌既是一种艺术形式，又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构成历史的歌，记录和折射了更为广阔和更为生动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
儿时，是一个歌的时代，每逢五一、十一，广播电台和报纸都要推出规定的节日口号和一批推荐歌曲。 那时的歌，在内容上，与现今充分张扬个性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是颂歌，歌颂领袖、党、社会主义和当时的政治运动，（也有一些抒情类的电影歌曲以及山歌、民歌，尽管数量不多，却也能汇成涓涓细流，时时叩击人们的心扉）。 那时的歌，在形式上，与现今的风格多样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美声唱法、民族（民间）唱法是最基本的分类，却比现今更突出的是歌剧、组歌等的集体吟唱。 那时的歌，贯彻的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提倡的是百花齐放，却将抒发个性和情感的歌曲贬为封资修，到头来是越唱越凋零，落得个独开八花（样板戏），旧曲新唱就算是文艺春天的好消息了。 那时的歌，主观上大力歌功颂德的同时，也会在客观上起到掩饰社会发展停滞的作用。一般说来，当物质匮乏难以为继的时候，精神的需求往往会更为强烈。与物质相比人们在精神上更为富有，因为在欣赏歌的时候，人们付出的情感更为纯真，在客观上冲淡了艰难生活所引发的苦和痛。 歌，是由人来唱的。那时的歌和唱歌的人，其普及度和知名度比现今的任何一个歌和歌者都要高，其社会地位也要高出普通的劳动者许多。长期旅居在印度的达赖也曾说过：共产党在西藏，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过，能培养出才旦卓玛这样的好歌手。与之共存的是，大多数人只知优美的新疆民歌、青海民歌和甘肃民歌，却不知道这些在汉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大多出自王洛宾（创作或整理）之手。 笔者以为，一个人的情感软肋，大抵有三个。一是最早的儿时生活记忆，二是仍能记得起来的最早歌曲，三是性的觉醒与初恋。经常在笔者心中萦绕的儿时最早的歌，是一首忘记了歌名而旋律没有忘却的歌，歌词的主歌部分尚记得片断（还不一定正确）：“清早起来爬山喽，爬上高山望北京，北京有个天安门，住着领袖毛主席……”。副歌的歌词是：“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家世世代代跟着您。爷爷当年当红军，爸爸抗日打游击，如今我戴上了红领巾，我家世世代代跟着您”。那个年代，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这类颂歌很多，无论内容和形式，潜意识里是在做造神的累积，却也不少美学的教化作用。10年国庆的大合唱《祖国颂》、张越男的《井冈山颂》、万馥香的《红梅赞》、赵云卿的《红灯颂》，都让笔者记忆犹新，那时的歌剧、组歌要多一些。海政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不服输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就指示空政文工团创作了歌剧《江姐》，在总政肖华的指导下战友文工团创作了《长征组歌》，（也有清新的爱情歌曲，如由孟贵彬、朱崇懋先后演唱的《草原之夜》，因初上中学的兄长一句“猪耳朵闪闪”，让笔者记住了钢琴伴奏朱珊珊）。作为淘气的少年，更愿意唱的是歌剧《红霞》、《红珊瑚》中反派人物的唱段，在小伙伴当中显得怪异有趣。稍大一些，开始喜欢寇家伦的《西江月·井冈山》、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马玉涛的《沁园春·雪》（忘不了马玉涛在北海公园搭棚演出被听众点歌以及在1967年“5.13事件”被打之后由人搀扶着演出歌唱的情景）。对笔者来说，在不经意间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歌，当属刘秉义演唱的《回延安》。那是在军营里，午觉起床哨过后的喇叭里，传出的音乐正是这首歌。当听到刘秉义唱的“小米儿香啊延水甜”，笔者的心肌没来由地颤动了1秒多钟，这才明白“动人心弦”的形容词决不是胡编滥造的杜撰。 随着年龄的增长，笔者不再单纯地欣赏乐曲、欣赏歌，而是开始探寻歌背后的或者与歌相关的故事。在文革前，大陆出版的歌曲集中的部分民歌，多是将王洛宾创作、整理的歌曲，冠以新疆（青海、甘肃、四川）民歌来模糊词曲作者。笔者翻看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杂志，始知道了王洛宾的名字。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歌曲的词曲作者的署名逐步被还原以历史的本来面貌，却在主流音乐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王洛宾欺世盗名，这种诽王的潮流远不足以遮挡王洛宾之名的远播（台湾风潮音响出版社曾出过王洛宾歌曲的演唱版CD，是笔者收藏的最爱之一。“风潮”曾发行了大批大陆的民乐、民歌及富有华夏文明特质的音像制品，由于CD盘的制作精良，成为笔者一度追逐的目标）。王洛宾的歌，体现了歌的本来意义，很少受政治的熏陶和形势的左右，容易被视为异类而痛遭诟病就不足为奇了（关于他的歌，笔者将另成一篇博文）。 与先知道王洛宾的歌、然后知道王洛宾的人所不同的是，笔者对蒙族民歌的喜爱，是从“人”开始的。上个世纪80、90年代，笔者在北京音乐厅，第一次看到蒙族人娅伦·格日勒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合唱指挥以及之后内蒙古青年合唱团的出色演唱，让笔者真正喜欢上了蒙族民歌。在此之前，笔者虽然极不赞同“腾格尔的音乐表现了成吉思汗的彪悍与刚烈”的流行说法，却也无从反驳。笔者以为，腾格尔的歌已经汉化和通俗化，憋着嗓音往外挤，被人嘲笑为拉屎唱法，远失去了蒙族民歌应有的草原特色（20多岁的上海姑娘辛沪光创作的交响诗《嘎达梅林》都比他更有蒙族汉子的味道）。德德玛的歌尽管更接近学院派，但她当之无愧的是蒙歌的演唱艺术家。自从看到女指挥家娅伦·格日勒对蒙古传统歌曲的诠释起，笔者才真正触摸到蒙族歌曲的深入骨髓，才开始懂得了蒙族歌曲的风骨。蒙族歌曲的演唱形式一般分为长调、短调和呼麦。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伴随成吉思汗的铁骑纵横欧亚大陆的，正是蒙歌中的长调。对被征服和被欺凌的民族而言，蒙歌的长调，犹如死神的脚步声；对来往于欧亚大陆的各族商人而言，蒙歌的长调，又是社会安定与安全的保障。如今的长调，更多的是表达蒙族人对往日的怀恋和对家乡的眷念。呼麦是蒙古族（喉音）复音唱法，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流行于近邻蒙古国和俄罗斯图瓦自治共和国（阿尔泰山一带），一般认为分为喉音唱法、假声带唱法和哨音唱法等三种风格，1949年以后在内蒙地区绝迹。据说90年代由苏依拉赛汗学成呼麦并在蒙古国比赛获奖（她可同时演唱4个声部，可测出8种频率同时存在），由此在内蒙古传播开来。可惜如今卖弄呼麦演唱技巧的人多，用其进行艺术创作的少之又少。蒙歌的短调更为汉族地区的人们所熟识，如科尔沁地区的民歌《诺恩吉雅》（送亲歌），就充分展示了古老草原悠远的历史与独特风俗民情（笔者以为，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只有那些深植其土壤的忧伤情调的民歌，才是能够真正反映这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底蕴的魂）。 2005年初，CD《天边》上市，笔者从而知道了业余歌手布仁·巴雅尔，他的演唱风格纯净清澈，有着浓浓的草原气息。其中纯净的《吉祥三宝》让笔者体会到什么是天籁之音；主打歌《天边》以及《努力·格日玛》也深深吸引了笔者；但最为笔者动心的，是第一次知道了词曲俱佳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绘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 歌词有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相似感慨，却抒发的是绝不一样的情怀。词作者是台湾诗人席慕容，她的父亲曾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当过驻瑞士的大使，母亲是蒙族公主的女儿（父母在1949年离开大陆后，未再回过蒙古高原）。席慕蓉曾说过，她写诗，为的是“纪念一段远去的岁月……”。她曾回忆，父亲在瑞士家居散步在草地上，总会说没有家乡草原来的芳香。这首歌的创意和首唱出自德德玛。 “诗言志，歌咏言”，果不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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