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魏晋风流,说的是才情,是德性,但它更是因缘于乱世纷争、礼乐崩坏后的无奈抉择。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哪段历史像魏晋南北朝这般频繁鼎革,豪强层出,士族起落,一切只为功与名。 那是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六经废辍,而泰山羊氏却秉承着经学一脉,践行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即便屡屡身陷家国冲突的漩涡,艰难求生存,仍不忘初心。 凡三百年间,羊祜是这个家族居功至伟者,助司马氏代魏,为西晋定策伐吴,让泰山羊氏得以影响历史的走向。对时局的先觉,让他隐忍守成,曾两度拒绝出仕,及至司马氏当权,才介入政治,但绝非汲汲于富贵,而是一再追求“混一六合,以兴文教”的理想,苦心孤诣于纲常名教,却也正是羊氏家族自始至终的坚守。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龚海 “悬鱼太守” 晚春的新泰县羊流镇本应充满泥土的芬芳气息,这个4月,却旱得太久,空气里的浮尘让人够呛。镇北沟西村的农民拖着水管,忙着从沟渠里引水浇灌,田里那些快抽穗的麦苗根部已经枯黄。 镇中心沿着省道整齐排列两边的厂房,为这里赢得了现代人尤为看重的经济名号:“起重之乡”。不过,还有不少人仍以土地为生,他们耕作在一片广袤平坦的田地,就夹在远处的群山和蜿蜒流淌的河水之间。 那是一种逾千年而没有太多变化的生活方式,作为食邑,当“两千石”的泰山羊氏在此生息时,其佃户们就是这么过的。 羊家人也埋骨于此,麦地中央的塌陷处,就曾有羊氏先贤庐江太守羊续的墓。 清1653年,此地通九省驿道,因有羊氏流风,遂称为羊流店。而一“店”字,暗示着这里商贾往来,繁盛一时,旅客骚人纷纷驻足,凭吊咏怀。 清初词人陈维崧经羊流店时追思:“太傅千秋存故里,我来削面西风起。欲问遗踪何处是?傍人指,乱碑没入寒芜里。” 足见泰山羊氏在清代既已了无踪迹,至今日,祖茔被毁,羊流也更无羊姓居民。 实际上,泰山羊氏只兴盛在以门第为贵的魏晋南北朝。在东汉末期,泰山羊氏因投靠外戚,发展成世家大族。他们世居泰山以南,大片的肥沃土地适于农耕,流离失所的民众则纷纷前来请求荫庇,成为羊家的佃农和家兵,让羊家迅速成为地方豪族。再通过政治上牵线搭桥,越来越多的羊氏族人被征辟,进入仕途。而世代研读五经,让羊氏族人不仅累世为官,成为一方之能吏,还颇有清望,收获忠臣美誉。 彼时是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羊氏在经世济国的路上越走越远,家族的道德威信也越来越高,这两者全然相得益彰。 镇上的多位羊氏文化研究者,尤其愿讲述羊家的清廉美誉。东汉末年,泰山羊氏族人羊续在庐江太守任上,镇压黄巾军十分得力,曾发动城中20岁以上男子数万人,与黄巾军决战,击破敌军后,斩敌首三千余级,但对于普通的起义民众,宁愿将其遣散,并给予农具,让他们解甲归田。 不止能平定叛乱,忠诚于皇权,羊续还不治私产。后来任南阳太守,先有下属送来当地名产白河鲤鱼,羊续推辞不过,待下属走后,他就将鲤鱼挂在门外,风吹日晒,成为鱼干。之后下属再来送礼,羊续就说,“你上次送的鱼还挂着,请你一起都拿回去吧。”自此,再无人敢给羊续送礼,百姓则敬其为“悬鱼太守”。 这种清德配上日益显贵的家世,让泰山羊氏无论在察举制的汉代,还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都得以顺畅进入政坛。 儒家与非儒家的较量 实际上,泰山羊氏的上升路径,与同时代的诸多士族大家并无不同,如河内有司马氏,汝南有袁氏,颍川有荀氏……无不是有钱有权有名望的家族,不仅垄断着所在州郡,连官场也为这些高门子弟所把持。 对泰山羊氏素有研究的临沂大学学者刘硕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与单纯的文化世家不同,士族有权有钱,有的还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的壮大不断威胁皇权,由此引发的“家国矛盾”在两汉至隋唐间特别突出,汉末的群雄并举,让皇权分崩离析,幸亏有董仲舒在汉初就独尊儒术,以至儒生对天子还有一分恭敬和忌惮。 在汉末的乱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逐渐控制局面,但宦吏出身的曹操不被名士待见,曹操也对儒家礼教极其嫌恶,开始大力打压士族儒生,泰山羊氏也受到冲击。 在用人上,曹操实行“唯才是举”,只要有才有谋,无论门第,哪怕不仁不孝也可得而用之,这对士族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外,曹操更诛杀名士杨修和孔融,杀鸡儆猴。 其中,孔融家小一并被诛。而那时羊氏和鲁国孔氏联姻,羊续次子、上党太守羊衜(音dào)之妻即孔融之女,也牵连被杀,这对羊氏是直接的打击,乃至在曹魏早期,泰山羊氏一直籍籍无名。 儒家大族均不服曹氏的统治,直到同为儒家士族的司马氏权倾朝野时,他们就与司马家结成坚定同盟,羊氏也不例外。 刘硕伟介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的较量。 在这场较量中,羊氏一直避免过早站队。羊衜的儿子羊祜早年就曾拒绝曹爽的征辟,概因为羊氏原本就与曹氏有隙,但后来司马昭征辟他,他同样予以拒绝,而那时自己的姐姐早已嫁给了司马师,距司马师诛杀曹爽控制曹魏政权的“高平陵之变”也已过去多年,足见其谨慎。 等到曹髦被司马昭心腹贾充指使手下刺死,司马氏完全代魏,羊祜才真正进入司马氏集团。 羊祜的德行固然备受司马氏的推崇,但无论魏晋都是以篡夺而得天下,曹操尚能“挟天子”,而司马氏废一帝、弑一帝,相比曹操,罪过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却要向司马氏尽忠,这对于崇尚忠君原则的羊氏无疑是巨大的道德挑战。 实际上,司马氏也在破解这一道德两难,幸亏曹爽是借由贾充之手弑杀,司马炎最后则是在众大臣的簇拥下“迫不得已”而禅代。如此以来,羊祜进阶晋庭,道德上或许能少受点儿折磨,这种折磨远非朝三暮四的政治投机者所能想象。 最和平的前线 在如今的羊流镇,还能偶尔从老年人嘴里听到“羊祜大帝”的说法,羊祜已被当地神话为类似关公的角色。据当地人介绍,以前羊流还建有天子庙,里面供奉的就是羊祜。 历史上,也是羊祜将泰山羊氏带到了最鼎盛的时代。 作为士族子弟,羊祜自小就以教化为念,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史书记载,羊祜小时在家乡的汶水边遇见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说,你这孩子相貌好,六十岁以前一定会建大功于天下。还有一位看阴宅的风水师告诉羊祜,你家祖坟有帝王之气,听闻此言,羊祜竟然厌恶不已,赶紧跑去把墓地凿开。风水师又说,凿了就会无后,但还能出“折臂三公”。后来,羊祜的儿子果然夭折,自己也堕于马下,摔折了手臂,但位至三公。 因此,当时的士林都感慨羊祜的忠诚,更有名士将他比作“当世颜回”。毕竟,即便在晋初,仍不断有士族豪强在觊觎九鼎之尊,羊祜却不以夺取王权为家族目标,可见其良知礼节。 虽然看淡皇权,但羊祜对时局深有洞见,并以统一六合为己任,践行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在成为晋武帝司马炎心腹后,他不贪高位,遇多次擢升都谦让不受,直到献出平吴大计,被司马炎遣往前线襄阳,他才对都督荆州诸军事心向往之。 镇守襄阳,终于让羊祜有机会经营一方,践行自己的仁政理想。他修建学校,教化民众,大搞怀柔政策,攻心为上,善待战俘,以致“降者不绝”。羊祜带兵入吴境打仗,如果因为缺少食物割了人家的谷麦,等打完仗他都要派人用绢如数抵偿,连吴国边境的百姓也对他心悦诚服。 当民心向背成为决战的关键,吴国当时的守将陆抗也无奈地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于是剑拔弩张的双方均偃旗息鼓,各保边界相安无事,前线一片和气,连两个将领间也惺惺相惜。 有一次陆抗生病,羊祜竟派人送来新配制的特效药。手下劝陆抗不要服用,小心有毒,陆抗说,“羊祜岂酖人者”。不久,他的病就痊愈了。 直到陆抗病死,羊祜才认为伐吴时机到了,他急切地请求司马炎灭吴,而目的是为了天下一统,让人民安居乐业,让教化流布四海,为了打消司马炎对自己动机的疑虑,羊祜甚至承诺,只等华夏统一,就解职回家,安度晚年。 然而司马炎犹豫不决,直到羊祜死后两年,灭吴才得以实现。捷报传来,司马炎手持酒杯,流着泪说:“此羊太傅之功也。” 没有了郡望, 就无所谓士族 羊祜的功业和德行在魏晋是一个奇葩,晚些时候,晋室南渡,门阀兴起,玄风盛行,主张务实的羊氏就难以再有作为。 在东晋,南迁的羊氏族人也很想与时俱进,比如羊曼也有酗酒、裸奔之类的怪诞行为,非常契合清谈名士率性而为的气质,但那更多的是为了保全身家的无奈之举。这种模仿是羊氏由儒入玄的尝试,一直到南朝,他们才有了更彻底的玄学化,但在政治上却早已日薄西山,艰难游走于各个门阀士族间,鲜有功绩。 反倒是留在北方的羊氏,后来受到了北朝政权的青睐。在北魏时期,外来的鲜卑族乐意与汉人士族合作,活跃在政坛上的羊氏族人就有羊祉、羊灵引等多人,并且个个以军功见长,四处征伐。 在这个异族政权中,羊氏还在努力传承儒家思想,保持家学不坠。羊祉当梁秦刺史时,除了打通蜀地与关中的通道,造福一方,还大力兴办学堂。羊深则上书北魏前废帝希望重振太学,“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广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闻,释奠之礼不阙。并诏天下郡国,兴立儒教。” 可见羊氏一直以光大儒学为己任,尽管这在动荡的北魏听起来很不现实。 1993年,在羊流店发掘出北齐名将羊烈的墓志,记载了他的品行事迹。羊烈的从兄羊侃想起兵投梁,他坚决与之划清界限,跑到洛阳告知了北魏政府,导致羊侃不得不仓皇南逃。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忠君的表现,但事后还是有人对他不齿,羊烈解释说,“这就像把手脚砍了,保住躯干,哪是通过损害兄弟让自己得利?” 羊烈坚定地践行着先辈的儒家理想,有一次与另一位士族子弟争当兖州大中正,对方自诩门第之贵,羊烈拍案而起,说:“我家先祖是汉朝的河南尹,晋朝的太傅,学识品行,哪一样不是流传千古?”一席豪言,让他当仁不让地赢得这个职位。 不过,尽管在北朝时期,家国矛盾并不突出,但服侍异族,民族矛盾却不可避免,羊氏作为汉姓世族终究受到打压,荫庇的人口越来越少,从经济基础上就趋于崩溃。 “当最后连泰山郡都被废省了,郡望不复存在,泰山羊氏也就只剩下象征意义了。”刘硕伟说,泰山羊氏一直讲求经国治世,当皇权重新被统治者牢牢握在手里时,羊氏也再没有迎来兴盛的时机。 如今,连羊流镇也不复思古之幽情。 当只有一座羊祜雕像孤零零地立在镇中心时,四周车来车往,一位当地的文化爱好者不无鄙夷地说,“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别看经济发展很好,文化却半点儿没留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