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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关园，有些人会以为是中关村呢，中关村名气要大一些，早先到科学院的都在中关村下车，公交车有一站。文革时中关村也是个热闹的地方，我曾带着23楼的几个小孩在中关村路口摆开水摊，给大串联的学生解渴。中关园就低调得多了，别说外地人，就是北京人不熟悉这儿的，也要掰开揉碎了说中关村是中关村，中关园是中关园。中科院在中关村，北边就是中关园，是北大的宿舍区，北大有八大园……。 我家住在中关村，可中关园在我童年、少年的生活里的位置不可替代。 模模糊糊记得搬到中关村以后，在中关园的幼儿园上中班，幼儿园里有两位奶奶级的老师特别慈祥，一天觉得一位奶奶的脸有些不一样了，听小朋友说，老师拔牙了，原来拔牙脸会变，这个印象跟了我很多年。没等我升到大班呢，就去上小学了，妈妈爸爸为了让我早点上学，按就近入学的原则先送去保福寺小学（中关村一小的前身）的实验班，班里都是9月1号以后出生的孩子。 到了二年级，爸爸“干部下放”了，妈妈的工作单位在城里，不能天天回家。于是把我转学到了北大附小。北大附小可以住校，在燕东园北面的五公寓里有套单元房，有七八个孩子住校，也由一位奶奶级的田老师管理我们，田老师瘦瘦的，笑起来满脸沟壑，和和气气的对我们说话，今天我还能记起她的模样。住校的孩子里还有父母不在北京的，放学后我们就像一群小鸡回到田老师的翅膀下。到了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里，把炉子搬到楼门口，放上碳饼，塞上废报纸，烟熏火燎中把炉子生着了。等妈妈晚上回来就正好可以做饭了，小学二年级就会生炉子一直让我无比自豪，时不时的就拎出来跟年轻人吹嘘一番。后来想想在管道天然气时代还提这些事，也够九斤老太太的了。爸爸“下完放”后，我也回到家里，于是上学，放学一天四趟穿行中关园。 中关园里多数是平房，很多同学家都住在那里。上学时是约楼上的同学一起走，一路上说东道西的很快的就到了。下午放学回家时，就有路队了，住在科学院的一个路队。出了校门进了中关园，就自动按友情编队了，我们在中关园里各处乱窜、聊天、嬉戏。 北大的一些大学生到附小任辅导员，我们班的辅导员是个很老实的大学生，姓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把周辅导员放在眼里，背后叫他密斯特周。放学后，我们几个在中关园的那片树林里嘻嘻哈哈的边走边喊：密斯特周、密斯特周，你的跟屁虫在找你！有时会到中关园的同学家玩一会儿，各家小院子的风景都不一样，屋前的院子里不是花团锦簇，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煤球，煤饼都堆放在屋后，从房前屋后就可以看出主人的兴趣爱好和持家本事。说句实话，那会儿对院子里的花草不是很有兴趣，喜欢进到屋里，没准能受到糖果的招待，再看看有没有新的小人书和课外书。也有放学后直奔北大校园里，五四广场和东操场是我们的最爱。 一天下午，我和最要好的同学娃子（奶奶管她叫女娃子）到五四广场沙坑里玩沙子，堆沙子，挖沙坑都玩了一遍，开始互相往沙子里埋对方的鞋，看谁最先找出来自己的鞋。该我找鞋了，我在沙坑里刨来刨去，找出了一只，另一只就刨不出来了。娃子在一旁偷着乐，看我在沙坑里四处扑腾。天色暗了，该回家了，我还没找到那只鞋，娃子也过来一起找，四只小手使劲往沙子的深处挖去，还是没找着，两个人都急了，玩了命的扒拉着沙子，鞋子依然没有踪影，直到天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还是没找着鞋子，怎么办呀，两个小脸哭丧着面面相觑。我本来就不好好学习，爸妈要是知道我玩得鞋都丢了 ，肯定是一顿皮肉之苦。还是娃子够朋友，让我穿她的鞋回家了，她一只脚光着回的家。第二天我们又去沙坑，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鞋了。 虽然不是中关园的原住民，可小学、中学时都在中关园借住过。因为爸妈要“干部下放”，要“社教”，要“四清”。上小学时住过爸爸的同事家。中学时住过妈妈的大学同学家，我和妹妹还住过妈妈的同事家。住到别人家，吃饭就去中关园里的公寓食堂，所以对公寓食堂有深厚的感情。饭票是爸爸买来给我的，虽不限制我对饭票的使用，可粮食是有定量的，菜嘛，没几样，没法大吃大喝。有了选择饭菜的自由乃当年一大快事，每当打饭的时候快到了，就去窗口排队，对着挂出来的黑板上的菜名，菜价，心算好要付的饭票。一阵阵菜香引得鼻孔直放大，饭菜挺好吃的，那时候家里的饭菜，花样比这儿还要少些。早饭有油炸馒头，是把剩馒头切两半炸了，很受欢迎。我不光早上吃，还会多买 一片，留着课间吃。文革时，有同学说我吃炸馒头片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在食堂吃饭还能遇到很多附小的同学和学兄学弟、学姐学妹。最多的还是长辈们。那边一位慈眉善眼的阿姨在和人说话，她的语调特别和气轻柔，边说边笑，引得我多看了好几眼，觉得这个阿姨与众不同。直到文革中我去同学家串门，那个阿姨笑眯眯的看着我，哈哈，原来她就是同学的妈妈——北大幼儿园的老师，太有缘了。 另一个童年时也让我魂牵梦绕的是中关园北门口的合作社，放学之后老是喜欢到合作社里看看，要是有能力消费一点是多么的爽啊，其实合作社里没有多少好吃的东西，要是想吃得体面，过瘾得去福利搂的中关村茶点部，但茶点部的咖喱角，苹果派太过奢侈，远远超过我们的经济实力。 “三年困难”时期，越是吃不饱，越爱去逛合作社，绝大多数时候就是过过眼瘾。合作社的奶糖和水果糖，都是那么可亲可爱的，实在馋极了，摸摸兜里的钢镚，只够买块桂皮放到嘴里嘬嘬。 要说去中关园同学家里串门最多的是王钟翰老先生家，他的女儿与我小学同班，中学同校，插队同公社，关系一直最好。他家里有一些老式家具，大理石的桌面，四周是硬木雕花，凳子也是大理石的凳面，夏天坐上去凉凉的。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两位老人家总是特别和蔼的对我们这些小辈说话，而且是认真的，绝不敷衍的听我们说话，遇到同学不在家的时候，王钟翰老先生会放下手里的工作，亲自来接待我们，笑着问候我的父母，问我有什么事他可以转达，完全是在与平辈人聊天的意思。我知道王钟翰老先生的份量，这位著名的研究清史的大家，时间该有多宝贵呀。每到这时候，心里都很忐忑，原本一个不学无术之辈还要耽误老先生的时间就是罪过了，赶紧撤。几年前去民族大学宿舍看望老先生，王钟翰老先生虽然身体很弱，依然是那么和气，亲切。每想起王老先生，心底都会涌起感动和敬仰 。返城以后为了参加招工考试，到这个同学家复习功课，同学的妈妈在一边照顾我们。轻声的，用比较慢的语速说着鼓励的话。也是在她家第一次看的录音机，听到邓丽君的歌声。 小学时，下午放学的路上，看到中关园树林里的空地上，常有一些大人在打太极拳，有时爸爸也在里面认真的一招一式的比划着，当看到爸爸，很有点欣喜，好像得了彩头似地，不明白当时为啥这么高兴。 上中学了以后，还是会穿行中关园，加上寄住在中关园不少日子，所以是常来常往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我骑着自行车从中关园的东边进来往沟西的那条马路冲过去，过了小桥往南一拐，赶紧捏闸跳下了车，目瞪口呆的看着前方，路边两边的柳树上密密的垂下无数绿色的“吊死鬼”，蔚为壮观。虽然头顶火辣辣的日头，身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认真琢磨一阵，没有可能从空隙里钻过，不碰到虫子。于是调转车头原路退回改走大马路了。那天看到的层层“虫帘”印象忒深了，一直不能忘。 1982年夏天，我家从中关村搬到中关园，儿子东东已经一岁了，后来东东上了中关园的幼儿园，再后来上了北大附小……。 今天的中关园早已“现代化”了，我和东东已经不住中关园了，我还是经常回到中关园去看望年迈的妈妈，每次走在中关园的树荫下，心里有种无可言喻的宁静，为着这份独一无二的熟悉与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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