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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或许我们能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但仍有可能保不住粮食安全。因为重金属、化工废料、化肥农药、农膜等等，正在不断地侵蚀着我国的土地。部分土地甚至由于重度污染，已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污染地”。这样的“污染地”的规模有多大？在修复与治理上有何办法？其中又面临怎样的困难？需付出什么代价？ 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五分之一的东北黑土区面积约3523万公顷，一直被誉为“北大仓”。但一个并非人人了解的严峻事实是：支撑粮食高产的黑土层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减少了50%，并在继续变薄，几百年才形成一厘米的黑土层正以每年近一厘米的速度消失。 在甘肃省的旱作农业区，几乎所有的耕地都被地膜覆盖。“地膜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也造成了污染。在旱作农业区，地膜污染正愈演愈烈。”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站长张玉辉说。 在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菜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需底肥5000公斤，氮、磷、钾肥400公斤，硼、钼、锌、铁等微肥10至15公斤，蔬菜生长期还需追施氮、磷、钾肥400公斤，叶面喷施氮、磷、钾肥和微肥50公斤。 山东省农科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显示，这一施肥量是蔬菜生长所需量的4至10倍。加之设施蔬菜在密闭的环境下生产，温度高、湿度大，容易滋生病虫害，农药用量也大。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对土壤带来极大伤害，设施菜地已难以长出“有机蔬菜”。 有关调查发现，华南地区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部分城市的连片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重金属“污染地”。 土壤污染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所有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的90%最终都会回归土壤，造成土壤污染。专家指出，许多地区的污染已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没有外来的治理干预，土壤无法自净，甚至可能出现三种环境报复风险。 一是生态关系失衡，引发生态环境恶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长江三角洲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稻田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土壤中的蚯蚓、土鳖及各种有益菌等大量消失，农作物害虫的天敌青蛙的数量大减，自然生态面临危机。 二是土壤质量下降，使农作物减产降质。重金属污染的增加，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板结，导致农产品产量与品质下降。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志群认为，由于各种土壤污染，我国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 三是污染粮食，影响人类生存。农业专家表示，土壤污染的最终后果将是人类“有米不敢吃”。南京农业大学在全国各地市场上进行的调查显示，约有10%的大米存在重金属镉超标。这些镉米长期食用会带来严重后果。 今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从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已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和污染防治工作，初步掌握了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建立了我国土壤利用类型的土壤样品库和调查数据库。 在这一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将重点对大中城市周边、重污染工矿企业、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等典型污染场地和受污染农田开展治理与修复。一场阻击“污染地”的战役即将打响。不过前路多艰，记者在多地的调查表明，我们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块地到底有多“毒”？本刊记者日前来到这里一探究竟。这片被围墙包围的土地十分空旷，周围不远处就是宽阔的马路与高楼大厦，车流穿梭，人来人往。这块地的北边，有一个临时垃圾场。 “不能买，更不能盖房子，这块地有毒！”当记者以南京来的房产开发商的名义与垃圾场的工人聊天时，这些工人极力阻止记者买地，“当年生产时周围十里都能闻到药味，大家都知道，盖了房子也卖不掉”。这时，一阵风吹来，记者真的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农药味。 从位置上看这块地处于黄金地带，正常的话价值可达几十亿元，但目前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自2007年以来，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苏州市环保局等部门就一直在研究治理方案，据测算，需耗资数亿元甚至更多。由于花费巨大且没有可用的具体标准来认定治理结果，该地块一直闲置至今。 类似苏州化工厂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以前远在郊区的化工企业进入了城区。这些企业搬迁或是停产后，原厂址的土地处置都是问题。过去多年，由于设备陈旧、工业“三废”排放以及生产过程中“跑冒滴漏”等原因，已经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进入了土壤。 为了治理占地450亩的常州农药厂原厂址地块，常州市已投资近2亿元。该市环保局自然生态处处长尹勇说，这个地块6米以上为黏土，把黏土挖出拉到水泥厂进行焚烧，达到1300度以上的高温后，土壤中的有机毒物能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重金属则需加入添加剂将其固化在水泥中，不流动不融出就不会造成污染。 “我国还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研究员李发生认为，我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上存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立法层级较低等问题，在立法内容上存在重复立法较多、立法冲突和原则立法过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此外，在污染风险评估方面，美国要求如百万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土地必须修复；荷兰则要求，若10万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就得修复。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土壤修复试验参照的是欧洲和美国的技术标准，与我国实际存在巨大差距。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目前我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来源有限且没有保障，修复治理工作难以持续开展，这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杨积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苏州化工厂占地600多亩，按60%的受污染面积进行治理，每亩666平方米，如挖5米深，即3330立方米的土，每立方米1.9吨，每吨土修复需1000元左右，治理大约要20亿元。即使按3米深进行治理，也要超过10亿元。 2011年，南京铁腕关停搬迁了163家“三高两低”企业。这些污染企业原址土壤污染严重，江苏省环保厅要求对这些“毒土壤”全部进行监测。对一些“毒土壤”要挖地3米，用各种化学方法“洗土”，直到各项指标达标才能再利用，不过这一过程漫长且昂贵。 目前我国土壤环境监管措施不完善，土壤污染的历史和现状不明，土壤污染物（特别是有机污染物）的种类不清，对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危害的科学认识不够。同时，土壤污染监测体系不完善，缺乏污染场地信息管理系统，缺少完整的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体系。 专家指出，由于土壤修复在我国时间不长，高校少有土壤修复专业，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更是缺乏。在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上也不够成熟，现有的土壤污染治理措施代价较高，净化周期长，而且效果不甚理想。大部分技术仍停留在实验室模拟研究阶段，缺乏具体的工程实践经验。 此外，各地土壤修复的主管部门不尽相同，涉及发改委、规划、土地、建设、环保、财政等多个部门，协调起来十分困难。国内有资质的土壤修复企业本就不多，且发放“土壤修复资质”的是建设部门，而做的事主要归环保部门管，体制不顺，影响健康发展。 “这在当时是比较严重的土壤污染事件。”甘肃省农科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所长车宗贤说，此前甘肃还没有出现类似情况。“在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后，近年来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进入了集中多发期。”车宗贤认为，相对于这种严峻的形势，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却明显滞后。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已有《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这些法律中虽有防治土壤污染的相关规定，但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法律依据。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污染专家指出，目前国内关于重金属调查和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工矿和冶炼厂区周边、城郊蔬菜地等，对农业主产区耕地重金属污染现状的调查和分析相对较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我国部分地区重金属污染状况统计不清的问题。 在实际治理方面，国内许多单位进行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都面临成本过高的问题。去年以来，环保部农田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在甘肃白银市东大沟展开，工程对65亩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农田进行修复。经过修复，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及修复区域种植的小麦、玉米中的重金属含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参与此项工程的珠海市中科信息技术开发公司总工程师黄新建介绍，去年他们修复了5亩地，就像给土地“洗澡”，成本达到每亩10万元，比较昂贵。从目前来看，国内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适合大规模农田的科学修复模式，重金属污染治理还处于摸索阶段。 目前，国家已经制订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提出要重点防控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5大行业，并将内蒙古、江苏、广东等14个省、自治区列为重点治理地区。 其次，加强科学研究。以重金属高风险或轻度污染农田为对象，重点研究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修复技术，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高风险农田的边利用、边修复技术，重金属原位钝化技术等，并加强相关制剂和技术设备的研制。 第三，建立重金属污染预警制度。对所有可能造成重金属污染的生产生活行为，建立一整套预先告知和公开发布制度。针对不同种类农作物的特点，建立各类农作物产地土壤重金属安全阈值。按照重金属含量水平合理布局农作物，不仅可以避免农产品的重金属超标问题，还可以安全有效地利用不同污染程度的农业土壤。 第四，建立重金属污染整治和补救制度。对重金属污染控制应实现地方政府负责制，打破先污染再治理的怪圈。依据重金属影响程度将土地划分为保护、预防、修复三种类型，建立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土地功能区划、土壤修复和污染土地再利用制度，将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与地方政绩挂钩，加快开展全面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相比于化工“污染地”、重金属“污染地”，化肥、农药、农膜带来的农地污染并没有那么触目惊心，但却具有量大、面广、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一些受污染严重的土地，已不能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山东省济阳县高槐村一位老农告诉记者，由于化肥农药使用太多，“过去松软的地现在板结得刚刚的，太硬了，地瓜种下去长不大，谁也不敢种”。 在湖北宣恩县晓关乡张官村，村民陈万富告诉记者，他家的耕地10年前还比较肥沃，什么都可以种。但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晴天硬邦邦，雨天不渗汤”，只能种点好活的洋芋，然后套作点玉米。 日前，记者驱车4个多小时，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巫山县曲尺乡伍佰村。2007年以来，村民李应斌一家烧了自家的1亩多柏树、松树林，开荒种植玉米、红苕等作物。李应斌说，“咱不懂啥叫科学种地，要我少用化肥农药，我家的口粮谁来保证？” 据统计，三峡重庆库区人均耕地不到1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少农民依靠毁林开荒、提高农地复种指数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来维持粮食产量，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突出，要扭转土壤污染加重趋势难度很大。 在山东寿光、济宁等地，记者同样发现不少菜农讲究“蔬菜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民们很清楚化肥农药用多了对土壤有污染，对果实品质有影响，但是不用产量又上不去。寿光一位菜农告诉记者：“化肥农药用多了不好，不用不行，我们是又爱又恨。” 至于农膜，则主要是残留造成危害。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站长张玉辉说，由于塑料残余物主要成分是聚烯烃类化合物，自然条件下可在土壤中残存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而不降解，这些废膜的存在会影响土壤的通透性，阻碍土壤水分、养分运移和作物根系生长。 记者采访发现，只要是铺膜的农田，就有农膜残留。甘肃省农业生态保护站的一项监测显示，甘肃每亩耕地农膜残留量最多达14.67公斤，最少的每亩也有5.23公斤。中国农科院在河北邯郸地区的调查表明，棉田农膜残留率一般在10%～20%之间。 少干部告诉记者，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关键是科学规范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并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只是在当前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益低的现实情况下，农民这一治污主体缺乏积极性。 多地农业部门的监测发现，农民为了减少成本，往往使用0.006毫米的超薄膜，甚至还有0.005毫米的农膜。张玉辉说，越薄的农膜强度越低，抗拉能力差，容易老化，破碎后碎块更小，难以捡拾，相应产生的农膜残留量就更大。 我国1992年制订的国家标准规定，聚乙烯农膜的厚度不应低于0.008毫米。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严昌荣说，这个标准只有日本农膜标准厚度的57%，即便如此，不少企业生产的农膜厚度还达不到要求。 记者在甘肃、黑龙江等多省采访也发现，0.008毫米以下的农膜更受农民欢迎。农民告诉记者，超薄农膜价格便宜，0.005毫米左右的农膜价格比0.008毫米的至少便宜30%以上。种地收益本来就不高，投入肯定是能省就省。 重庆市农委向记者提供的2011年重庆粮油生产效益分析表显示，在重庆，水稻、玉米、马铃薯等13类主要粮油作物年平均纯收益仅为369.6元／亩。采访中，不少农民反映，种一季粮挣不了几个钱，化肥、农药一旦用少了，庄稼立马减产，谁都不敢轻易减量。 必须建立源头控制的监督体系和相应机制。我国目前无论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区还是农业污染已很严重的高风险地区，均无源头控制的监督体系和相应的奖惩措施，难以对农民不规范的生产行为进行引导。 此外，应抓紧制定和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据专家介绍，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是控制化肥农药污染的关键举措之一。我国目前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仍主要停留在污染面源普查、污染源测定等基础层面，尚未提出适应不同要求的明确的农业生产技术执行要求和污染防控标准，农民只好各行其是。 农膜方面，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员洪丽芳建议，除在生产环节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增加农膜厚度外，要研究开发无污染、少污染的新材料，推广光降解聚乙烯农膜、生物降解聚乙烯农膜、植物纤维农膜及其他环保农膜，以替代聚乙烯农膜。 甘肃省农业部门认为，应推广“一膜两年用”技术和适时揭膜技术，并结合农艺措施，优化耕作制度，减少农膜使用量。张玉辉说，“一膜两年用”“一膜多年用”技术相当于使农膜使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相应的残膜也就减少了一半以上。 记者采访的数省十余家废旧地膜初级加工厂普遍反映，因为产品雷同，为争夺市场，互相压价，导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只能不断地压低废旧农膜的回收价格，导致农民和回收点对农膜回收的积极性越来越低。 专家建议，应出台扶持和激励措施，加大农膜回收力度，发展农膜回收、加工、利用企业。基层农业部门认为，可通过“旧膜换新膜”、提高回收价格等方式，调动农民回收农膜的积极性，提高农膜使用率，降低残留。 看一看近年来由于土壤污染而造成的粮食损失，实在让人警醒：全国粮食每年因此减产100亿公斤；全国每年遭到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首先是技术难题。对于某些类型的“污染地”来说，目前还没有成熟可行、适宜大规模推广的治理技术。其次是成本难题。污染容易治理难，一些“污染地”的治理成本之高，实在让人咋舌。 怎么办？当然必须拯救。土地是宝贵的资源，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必须想方设法加以克服。通过不断研究、引进新的治理技术，通过创新机制解决成本难题，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经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污染地”治理之路。 西方发达国家大都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遭受了频繁发生的污染事故的惩罚，为治理污染、净化环境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许多国家才逐步从“病重求医、末端控制”的反应性政策，转变到“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预防性政策。专家测算，预防污染的费用与事后治理的费用比例是1∶20。 我们要做的，一是尽快把土壤污染防治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当前，我国关于土壤污染的法律法规存在诸多空白；许多条文缺乏可操作性；相关标准也比较滞后，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些都亟待改变。 二是尽快明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尤其对于化工污染、重金属污染，应实行有效措施规范企业行为，把企业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提高其保护环境的自觉性，防止“企业污染，政府埋单”的情形一再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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