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承道 麦保曾
在母校的时间是笔者一生中最愉快的时间，至今回忆，有些事还历历在目。今谨就回忆所及，略写几则于下。
第一堂数学课
唐校预科课程有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第二外国语（德或法文）、世界史等等。数学课第一学期是学算术。上课铃响了，我们都走进教室坐下。不一会，走进来一位教师，他年近四十，身材不高，从体格和相貌看，很像一位日本人，但他却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就是罗忠忱老师。
他说他知道我们都学过算术，但是他要测试一下我们算术的基本功，并且首先要看看我们的加法基本功，说完后他就开始报数，每个数都是6位数，他一口气连续报了六七个这样的数。他报数的速度使我们正好能将数字记录下来，一个接一个，其间没有多余时间，思想上不能做别的活动。他报完数字后，就紧接着说一个“加”。（这时同学们就聚精会神进行演算），这以后大约再过10秒左右，他再说一声“交上来”，同学们就陆续将演算的答案交上去，好像现在投票人在票箱前排队的情形，每人手持一份算卷，他只审视一下答数，答数对了，他就将学生的注册号记下来，不对的他就不记。他只记取前三名做对的，以后的答案，无论对不对，他都不再看。最后他当场宣布前三名的注册号，并总结说：“我们要的是快和准”。这一堂留给我的印象最深，至今犹在目前。当然我们以后还进行其他各种算术运算的学习，特别是学习解各种复杂问题的分析推理方法。这一学期当中当然还要经过多次测验小考和期终大考，最后公布了全班成绩：我们预科一年级两班共80人，及格不及格正好各半。
考试和升降级制度
1.各门功课，除实习及各种设计另有考核制度外，均有期末考试，期中还有若干次小考。小考是不定期的，有的教师会事先通知，有的教师却不会，只有当教师挟着一大堆试卷走进教室时，学生才知道要考试了，所以学生每日每时都得准备着。
2.学生成绩在90分以上时，期末考试大考免试（exemloted），平时成绩在40分以下时，不准参加大考（deloarred），大考不及格，可补考一次，再不及格，就随下一班重读，如再不及格（double fail），即被除名。
3.无论大考或小考，考场监督极严。教师常常分单双号出两种题，以免左右偷看和抄袭。如有作弊，一经发觉，即被除名，而且全班同学都认为这样被除名为最不光荣。
4.教师对学生要求严格，认真不苟，毫不徇情。我们班是1921年9月入学的，应该1927年7月毕业，但因中间曾发生学潮（学潮情况不属本文范围，故略），以致功课不能如期学完，学校决定将我们学习期延长半年，所以到1928年1月才毕业。我们入学时两班共80人，次年又招插班生十余人，总计约近百人。但经过淘汰，到本科后，两班即并为一班，到毕业时，只有30人，由此可见淘汰的激烈程度。
母校的课外活动
西南（唐山）交大的读书风气很盛，大家喜于钻研学问，破解难题，孜孜不倦，这是可贵的校风。
侧重书本了，课外活动相对少些。特别是1937年前，在唐山的时候，同学们夹着书本上图书馆，泡在教室内，或固守宿舍，埋头苦念。
那时确实也有课外活动，如黄洪熙弹吉他，邓以纯吹小号，陆能源吹长笛等。在体育方面，戴根法跑万米，郭振干、尚澍喜足球。徐家增老师鼓励同学们多从事体育活动，他自己在双杠、单杠方面有颇为惊人的造诣。记得他还指着跳高架鼓励我说，“你跳过这个就破学校纪录”，他把横杠放在1.63米处（学校纪录为1.62米），我一跃而过，皆大欢喜。
抗日战争以前，母校的课外活动多属分散的、个人的行动。
1938年，学校搬到内陆，抗战空气浓厚，在杨家滩开始有集体歌咏，合唱抗日歌曲。尽管读书仍居绝对首位，但校园内的空气比在唐山时活跃多了。
60年前，学校来到杨家滩和平越，最使人不能忘怀的可算是唱歌了。同学们自愿组成二三十人的歌咏队，变单独演唱为集体演唱。最普通的歌曲有《黄河颂》、《打回东北去》、《南泥湾》、《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等。当今在电视里仍然能够看到、听到这些名曲的表演。怎能料到六十年前母校一度风行的音乐，如今又能重现呢？一些同学在平越南门租用两间小房子，取名“音乐室”，课余之暇，常常拉拉唱唱，别有风味。
与歌唱同时存在的算是话剧了。多才多艺的班级同学，排演《日出》、《雷雨》等名剧。经历数十年沧桑和演变，这些名剧同样再现舞台上，实在是余味无穷。
不少同学喜爱排球。当时跨班级的排球队有湖南队和广东队。在徐家增老师和他的助手带动下，两支球队之间经常有赛事。啦啦队插旗呐喊，队员摸爬滚打，确实认真，此起彼伏，互有输赢。文化体育为学校增添不少活力。
《科学时报》 (2011-05-24 B4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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