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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足够大的人群中建立足够强的紧迫感，是当前这个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头等重要的问题。紧迫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即便非常能干的人和掌握了丰富资源的组织都有可能深受其害。这是哈佛大学著名管理学教授约翰·科特在《紧迫感——在危机中变革》（2008）中提出的命题。 上周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笔者有一种感觉，改革作为一个总体号召并无谁反对，但当某个部门和企业谈论改革时，都带有某种“外向型”的倾向，就是谁谁应该改革，这个谁谁和自身无关。换言之，对于自我的改革，还是缺乏只争朝夕的紧迫感。部委官员如此，地方领导如此，连不少企业家也如此。 管理学者彭剑锋说，今天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进入了“雾霾”时代，过去清晰的路标没了。互联网时代“一夜之间让敌人变成朋友，让朋友变成敌人”，行业都在重新洗牌和界定。恰在此时，很多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却进入了“中间状态”——“年龄不大不小，身体不好不坏，企业不上不下，贼心不多不少，管理水平不高不低”。论年龄，50后、60后这批企业家人到中年，就像马拉松跑到20公里时身心疲惫；论企业规模，小嘛可以撤，大的千亿级暂时死不了，一批处于几十亿、百亿量级的企业，几千几万员工等着你吃饭，下不了贼船；论管理，流程没建吗，建了，但流程冗长、复杂、折腾。制度没有吗，一大堆，可怎么优化真头疼；论持续奋斗，贼心不多不少，想把企业做大，又想享受生活。最难的还不是老板，很多高层管理者都成为亿万富翁，开始享受生活，不愿意持续奋斗。 如果这种中间状态再持续一段时间，企业就会掉入“中等陷阱”。“中等陷阱”与其说是一些数字，不如说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很多组织都在谈论外部的敌人和威胁，其实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 改革不能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制造大量书面文件，快速在原地打转。改革需要志在必得的决心和颠覆自己的勇气，用约翰·科特的话，任何试图进行变革的努力，如果从一开始没有足够强烈的紧迫感，没有足够低的自满情绪，其他一切事情都会变得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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