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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瑞五:《我的父亲和母亲》⑧吉祥煤矿

 五成 2014-04-30

八,吉祥煤矿

 

1944年何熙曾伯伯受由金城银行和交通银行投资的自流井自立煤号的委托与四川军阀张仲铭谈妥,租办他在乐山五通桥的吉祥煤矿。条件十分简单:张仲铭只按产煤量提成,每吨煤提纳租金煤5%,即每开采100吨煤,其中有5吨是属于张的,且张不承担亏损、事故等其它任何责任;当日产煤100吨时,累计改纳租金煤10%,随提随取,不得拖欠,为期三年。张仲铭与父亲和何伯伯三人都是同年出生,他在四川也算得上是个名人,在五通桥更是家喻户晓。当他们年轻时,如果说父亲与何伯伯走的是实业救国的道路,那么张伯伯追求的就是武力救国,乱世枭雄。下面摘录一点他的资料,以便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那个时代。

张仲铭,原名张志芳,清光绪十八(1892)年出生于犍为磨子场双全坝(今五通桥区金粟镇双旋村)。民国元 (1912) 年春,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刘伯承也同期考入。张刘二位同窗,交情很深。二人毕业后分道扬镳。……张后来任刘文辉部第五混成旅旅长。因排行第二,人称“张二旅长”。
  民国十二(1923)年,四川“讨贼之役”,刘伯承时任四川第一军第二混成旅团长。是年八月,在大足县观音坡一带与吴佩孚属王天培部激战中大腿受伤,即送成都就医,经吴玉章介绍与杨谙公相识。……次年,四川形势急转直下,刘伯承深知杨森决并不容他在成都,经挚友们多次计议,张仲铭执意邀刘秘密赴其家调养。并亲自护送刘抵五通桥,与家人交代数日后返蓉。经半年多调养和锻炼,伤腿完全康复,临行,张派人赶回,提供盘费500元,并叮嘱再三护送,刘便与吴玉章一起从五通桥赴上海。
  民国十五(1926)年,中共四川军委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领导顺庆(南充)、泸州武装起义,次年411日,四川军阀刘湘拼凑的川黔联军围困驻泸州的刘伯承部。张被刘的大义凛然所感动,毅然派军需处长袁俊德带兵潜入泸州,将刘伯承接出,护送至富顺,重兵保护。次日(524)以押送粮草为名,将刘送走。刘脱险后,取道赴上海,再转南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
  民国二十一(1932)年“二刘之战”*后,刘文辉溃退西康,张被委为教导师师长,到职三天,不堪其苦,宣告脱离军界。民二十三(1934)年携家赴北平过寓公生活。次年迁往苏州。民二十六(1937)年抗战爆发,迁回成都,投资兴办实业,先后开办五通桥“吉祥煤矿”、“还浦”“双全”二盐灶及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入股乐山“嘉裕碱厂”、“嘉乐纸厂”等。并与其兄张富安(仲权)捐资光华大学建“富铭堂”。
  解放之初,应刘伯承之邀,赴渝重逢。1951年被委为川南行署财政厅副厅长,因不克其职,仅4月即辞职返五通桥。1956年被增补为五通桥市政协委员。197629日病逝,终年84岁。
        摘录于《五通桥区志》1992年版 p.962964

 

何伯伯代表自立煤号与张仲铭签订合同后,就邀父亲当矿长,全面管理生产和销售;何伯伯任经理,负责对外采购设备和资金周转。

抗战期间不少内陆战区的单位和人员逃难到了四川,五通桥也不例外。离吉祥煤矿不远,有个叫金粟乡的地方,内迁的川康毛织厂和从天津塘沽迁來的范旭东的永利宁碱厂就设在这里。永利宁碱厂在五通桥的新建厂又称永利川厂,侯德榜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由于四川的条件不适于沿用氨碱法,侯德榜特于1939年率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在对方提出辱国的条件下,侯德榜愤然中止谈判,立志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1941年,侯德榜经过艰苦努力,硬是在这个毫无工业基础的穷乡僻壤终于研究出融合察安法与苏尔维法两种方法于一体及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炉的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这就是享誉世界的侯氏制碱法。侯德榜后来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并荣任新中国的首任化工部部长。

在金粟乡附近一个名叫桥沟的地方,父亲的好友、重庆时期资源委员会的同事,日本留学生李德铨先生,创办了桥沟钢铁厂,父亲曾带我去参观过,记得有一座炼铁小高炉,觧放后李成了四川省冶金厅总工程師,我的妹夫庆生文革后从新疆调回成都时他曾岀面帮忙。

父亲在五通桥的另一位好朋友就是著名钢琴家鲍惠乔(世界冠军庄则栋的原配夫人)的父亲鲍國宝先生,鲍早年留学美国,当时任氓江电厂工程师,电厂与吉祥煤矿相距不远,两厂唇齿相依互供煤和电。父亲也曾带我去鲍家作客,见过小惠乔,看过她的小人书,但似乎未讲过话。解放后鲍國宝调北京任电力部总工程师。

另外在牛华溪,还有内迁的亚西机器厂。抗战时的乐山、五通桥真可谓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啊!

19452月父亲与何伯伯以资方(自立煤号) 代理人身份到吉祥煤矿上任。该矿原来是一个土法采煤的小煤窑,井下被水淹没,又无机电排水设施,已无法开采,所以矿主才以这样优厚的条件转租。像吉祥煤矿这样的原始土煤窑,在当时的四川彼彼皆是。父亲接手吉祥煤矿后,秉承他一贯的办矿十六字方针:安全生产、技术先进、因地制宜、着重效益,对吉祥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如:修建十公里运输公路,架设了通往岷江电厂的十多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安装了机电排水和电动卷扬运煤拖车等等一系列较先进的采煤设备,把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窑改造成了在当时四川还算较为现代的煤矿。父亲和何伯伯都没有在吉祥投入一分钱,技术改造的全部资金贷款均来自金城银行和交通银行所投资的自立煤号。

19458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战争结束。逃难进川的外省人都纷纷返回故里。利华煤矿的黄世让也来电催促父亲返黄石复工,父亲考虑再三,决定留在四川。其原因有三:第一,当时吉祥煤矿正值改造升级中,不能停工,否则银行的巨额贷款无法偿还。第二,如父亲离开吉祥,那么已在吉祥上班的一批原利华技术骨干也将随之撤离,釜底抽薪,让“新吉祥” 胎死腹中。第三,入川时已付出一位发妻、一个爱女的沉重代价,而今子女太小,心有余悸,不敢贸然再来一次大迁徙。于是父亲抽空回了一趟利华煤矿,向黄世让负荆请罪,讲明原委请求谅解,黄理解父亲的苦衷,依依惜别。对于父亲这次留川的重大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祸兮福兮?现在已很难评说,因为历史没有如果。但我认为父亲如果真的回了利华煤矿,肯定可以拿高薪,住小洋楼,而且资本家的帽子也扣不了头上。然而却可能因“一家发财千家怨” 而招来杀身之祸!文革中近在咫尺的吉祥煤矿没有来找麻烦,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黄石原利华煤矿却派来专案组,调查所谓的镇压工人运动等天大问题,这即是一例。父亲晚年曾多次说过:原利华煤矿的几个职位较高的同事,解放后几乎都非正常死亡了,包括那位安排我祖母等人到湖南邵阳他家乡避难的老实巴交的土木工程师顏绩图也自杀身亡。

失去父亲这一精英团队的利华煤矿,战后似乎就风光不再,每况愈下。据黄石市的官方资料记载:19518月,利华煤矿负债116亿元(旧人民币)。经省政府批准公私合营,商定政府投资120亿元,除以20亿元还债外,其余96亿元由资方负责偿还。195272日 源华、利华合并,称湖北源华煤矿公司,有职工3900人。至此,在民国黄金十年中那颗冉冉上升的煤矿新星──湖北利华煤矿就这样陨落了。

吉祥煤矿改造完成后的正常生产大约是1946年。此时抗战胜利了,吉祥煤矿的资方“自立煤号” 要把投资撤出四川,于是吉祥煤矿将本带利先后分批还清,从1948年起吉祥煤矿与“自立煤号” 脱离了关系。我不知道“自立煤号” 与吉祥煤矿及吉祥煤矿与张仲铭的合同究竟是怎样签的,但据我现在的理解,也就是从这时(1948)起,父亲和何熙曾实际上已由资方代理人变成了吉祥煤矿的股东。也就是说谢、何二人虽然在吉祥煤矿无分文投资,但在合同中应有规定,他俩是技术入股,俗称入干股。其实父亲、何伯伯与张仲铭三人,解放后不久就与吉祥煤矿脱离了关系,无任何往来。但是他们三位都是“名人”,都是“统战对象”,于是当1956年公私合营清资核算时,有关部门可能出于一番好意,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有定息派在他们三人名下。其实这种股份在很多政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和大单位是不按定息对待的(如当时重庆的天府煤矿),而是按“入股分红”处理,就相当于在银行存款拿利息。该定息当时父亲没有敢要,但1958年父亲退休时打算搬去南京或常州或成都定居,急需花钱买房子,于是通知吉祥煤矿寄来了定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意外的“恩赐”后来会给家人帶来众多的灾难。

母亲大约是1945年底至1946年初从威远搬去五通桥的,因为我曾听她讲过1945815日,日寇投降时,威远城内通霄放鞭炮的情景。

好容易盼来日本投降了,但内战又开始了。而四年内战对四川经济的破坏与八年抗战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1948年和1949年,盐业萧条,用煤量骤降,吉祥销量受阻,又要还银行的贷款,市面通货膨胀,人心惶惶,日子很不好过。整个1949年由于战事和國民党溃败,引发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金圆卷、代金卷滿天飞。我记得连吉祥煤矿都发行了金圆卷(或是代金卷?),印制得还十分精美,这可能吉祥煤矿有金城银行这个大股东,是用印钞机、钞票纸印制的。那几年由于经济萧条,煤的销量很差,发工资都成问題,父亲与吉祥的职员拿同样的工资(好像每月70多元),同舟共济,共渡时艰。

 
 

照片摄于1950年五通桥,后棑为二姐瑞璋、三姐瑞文,前棑右起为作者、妹瑞明、弟瑞友。

 

1949年底乐山解放后,吉祥的经济危机并未立即好转,而当时何伯伯又远在香港(何在国内有多处兼职业务,他每年仅来吉祥煤矿数次,每次数天) ,全矿重担落在父亲一人身上。更有甚者是当时开始普及舆论:“资本家剥削工人” 等,父亲与何伯伯商量后,决定把吉祥煤矿无偿交政府接管(张仲铭的利益除外) 。父亲多次书面申请后,终于有了结果,川南行署派来了驻矿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尹聚泰也是军管会的军代表,他也是个常州人,中学文化程度,是个小官。他对父亲非常关心、十分友好,就是他建议父亲的名字由任宏改为了仁宏,父亲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后一直以仁宏为名。现在看来尹代表善待父亲是秉承了上级的指示,政府了解父亲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有真才实学的,可以重用的工程师。

果不其然,才解放不久就借调父亲去川南行署工业厅工作,从此再也没回过吉祥煤矿。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父亲就这样带着希冀和疑虑的复杂情感跨入了又一个新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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