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成为了中国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迫在眉睫的难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就提出“未富先老”的命题，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一个建立老年学这门学科。“未富先老”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是什么？中国人口老龄化有哪些特点，以及出路何在？就这些相关问题，光明网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老年学奠基人邬沧萍先生。
中国的“未富先老”时代肯定会到来
上世纪40年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全世界正掀起经济学界国民经济计算的热潮，就是怎样计算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我们国民总收入低，人均收入算下来，也很低。经济落后虽然也是原因，但主要是人口多，通过比较得知，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人均GDP跟发达国家比，相差六七十倍。所以当时，我对中国的人口状况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因此，回国后，我开始搞人口学，后来搞老年学。
“未富先老”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我通过论文、文章以及在学术上的发言多次提出的命题，旨在向全社会提出我国正面临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的问题，指出必须对人口老龄化做好理论及舆论准备，以及物质准备、制度准备、人才准备和健康准备，各方面都要考虑到，居安思危，有备才能无患。
我认为“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特点。具体来讲，“未富先老”指的是我国在经济不够发达、人民生活不够富裕的条件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达到7%，提前步入老龄社会的社会现状。即我国的工业化还没完成，人口老龄化就提前到来了。
进入21世纪，各国都已经认识到，人口的老龄化将是必然趋势。但是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出现在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完成以后。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现象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收入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实力强大，物质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在步入老龄社会时，就能够动用更多的财力来应对人口老龄问题，这可以形象地概括为“边富边老”。而我国的现实国情非常特殊。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初，人口结构已变成老年型，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换句话说，我国老龄社会是在经济仍然不够发达，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到来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育的普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才使得生育率在很短时间内降到较低水平。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水平又跟不上的情况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必然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
有一种质疑我国“未富先老”的观点值得特别重视，这种观点提出，我国的老龄化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老年人口存在的各种贫困现象，不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所造成的社会财富不足的资源性短缺，而是一种体制性的供给短缺。简单的说，包括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等。这种观点强调，我们必须跳出“未富先老”这一认识窠臼，并认为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资源体系的长期滞后等原因，才是中国社会老龄化危机的根源所在。基于此，观点认为我国的“未富先老”论在政策层面上已失去了其积极意义，“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不是中国老龄化危机的根源所在，难以作为中国应付老龄化危机的战略基础。
这一质疑正确之处是，指出了“未富先老”只就生产力论述人口老龄化，而没有从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制度上来论述老龄化。但我在这里必须强调，在上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现象刚刚浮出水面时，我所提出的“未富先老”论已经含有要求做好制度安排的准备，但那时的探讨不可能像今天这么深入。我认为，体制性的不足固然是老龄化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今天生产力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早摒弃“未富先老”是不明智的。
我当时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时，还要受到批判。1957年马寅初的《人口论》被批判，后来又提出“未富先老”、“老龄化”的命题，肯定会招来学界的批判。但是，我确信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中国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而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了人口红利的减少，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已出现，中国步入了老龄社会。生产力、人口红利、老龄人口，这三者之间形成了对立的关系，才造成了中国“未富先老”的现状。
提倡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
我们的健康状况跟人家还是有差距的。中国长期处在积贫积弱的局面，导致身体素质普遍不高，必然加剧人口老龄化，这一点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而且，很多慢性病都有潜伏期，到老年以后，这些病症就会出现。所以，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自然结果，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原因就是老而且不够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非常有必要。
要照顾的老龄人多了，发展就受到影响，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养老二者的关系，才是应对老龄化的有效策略。因此，积极应对老龄化，第一要务是发展，发展的倾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就是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没法两面兼顾。在这个意义上讲，老龄产业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今年92岁了，每天还坚持看书和锻炼身体，现在正在编写一部关于老年学的书籍。从我自身经历证明，只要养成健康的行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长寿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我们应该提倡“老有所健”的观念，这比“老有所依”更进步。
我们应对老龄化最终目的是全体人民都实现积极老龄化，光靠健康老龄化还不够，健康本身不是目的，还要求终身参与，终身学习，终身为社会服务。现今，积极老龄化在全世界都形成了共识。
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我们应对老龄化的一张王牌。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大量的财富，我们应对老龄化才有保障；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才能给工人发更多的工资，我们的家庭才有更多的储蓄。因此，我们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
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对待，但是不能悲观，认为无路可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倒逼我们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健康水平，提高教育水平，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用不着悲观。
应对老龄化，一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是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最要紧的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光明网记者 王锦宝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