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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都市茶座曲艺剧场的演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这几天都在请琴师吊嗓子。他说这段时间气息有点弱需要调整，“既然答应了去演出，就要对观众负责。”对于江城三镇兴起的曲艺剧场群，何祚欢寄予厚望：“武汉的曲艺是有过辉煌的，但是这么多年，阵地慢慢地都丢掉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剧场，有责任把失去的阵地慢慢地夺回来。” 当年，三镇书场竞说新书 何祚欢回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曲艺曾辉煌一时，当年的武汉说唱团不仅在民众乐园曲艺场和人民剧院演出，也经常在民主、新汉等剧场亮相。“还有武昌区曲艺队、江汉区新艺评书队，汉阳区有评书队和皮影队，硚口有红星皮影队。像新艺评书队有60多个成员，就能占领60多个茶馆。” 有数据显示，老武汉的茶馆在上世纪30年代达到762家，60年代还有近400家，这些都是曲艺演出的场馆。“大大小小的场地，专业再加上民间的演出队伍，让当年的武汉市一个晚上能有几十个场子在演曲艺。” 上世纪60年代各大书场竞相说新书的盛况，让何祚欢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很多人觉得评书说的都是老书，其实不是那样。在60年代，最火的时候大家都在说《红岩》、《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这些新书，一个好的评书演员，一个月能收入三四百元。” 火爆，“傲人”领衔创作给力 何祚欢认为，当年曲艺的火爆，是因为曲艺界出现了一大批“傲人”，评书、相声、大鼓等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评书有我师父李少霆、相声有潘占奎、王树田、康立本，大鼓有王鸣乐、陈谦闻，后来又有张明智，不断有新人跟上来。”武汉说唱团在这个时期吸收了大批业余曲艺尖子，如后来成为相声大师的胡必达、曲艺家夏雨田，也包括从中学来的何祚欢。“这些人中间有干部、教师，还有艺术学院的学生，和以前的老艺人在一起，演员结构互相交错，不同曲艺观点的碰撞，不仅诞生了样式和风格都非常不一样的节目，也带出了一种创作的风气。那时候两三天就有新节目出来，节目精彩，观众才能对曲艺有充沛的情感。” 可惜，这些辉煌都在“文革”中湮灭。何祚欢回忆说，一夜之间评书不能说了，皮影队被解散了，很多老艺人被下放，或者在街道里吃救济，曲艺的创作和演出完全停滞，“《红岩》都不能说了，我都抓瞎了”。“文革”之后，传统艺术重新和观众见面，又火爆了一阵，但5年之后就不行了：“不少企业都包场看，火爆的票房让人很乐观，重复的节目也不在乎，渐渐的很多演员只靠两三个节目混着，依靠包场活命，当然非死不可。”加上电视、电影等新娱乐形式的兴起，曲艺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到后来连民众乐园后台的茶水炉子都没人管了，等到民众乐园转型后再度开业，只剩下了电影院，剧场都没有了。” 如今，曲艺发展要学《牡丹亭》 回顾往事，何祚欢对曲艺依然有信心：“任何时候，人都是需要听故事的。”这些年，何祚欢在武汉大学、光谷、江滩等多个不同场合演出，每场都是满的：“观众不光是中老年，年轻人也不少，还来找演员聊天、签名。” 今天的曲艺，不仅面临着各种娱乐方式的冲击，也往往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但何祚欢认为，越是有新的东西冲击，曲艺越应该有生命力。他以京剧举例说，同样的戏，马派和麒派的唱法完全不同，上世纪30年代的《借东风》到了60年代唱词也会改变，曲艺的发展也是一样，要不断整理提高，内容要创新，推广也要跟上。“这一点上曲艺和戏曲都应该向青春版《牡丹亭》学习，把最好的精品拿出来给观众，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东西原来这么好。” 近年来，何祚欢一直忙于武汉工商业口述历史的工作，推掉了很多活动和演出。但因为“都市茶座曲艺剧场”的亮相，何祚欢有了推出评书专场的计划，他说，“现在我们重新把观众请回来，走进小剧场，肯定是个艰苦的过程，但有这个开头就是个好事，应该支持。市场的培育需要时间，我们要慢慢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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