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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沉船救援工作饱受批评，韩国总理郑烘原宣布辞职。在问责制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郑烘原的做法已经能被国人理解。但若深入探究，这还与韩国人对“三流国家”的耻感有关。对于国人，这或许也很有启发。 …
“岁月号”救援工作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这需不需要总统之下的政府最高首脑引咎辞职，引起了不少国内网友的争论。不过，如果考察韩国现在的舆论情况，就会发现，总理辞职并不是一个让人意外的举动——整个韩国，除去悲伤之外，都弥漫着一股“失败主义”的情绪，认为这次悲剧是国家、民族的失败。总理下台，可谓是对这种情绪的回应。
韩国人反省的重点：民族性
在中国，如果发生了什么特大安全事故，酿成严重灾难的话，人们一般会把责任归咎给政府，已经少有人会去谈什么“国民性”。但这次“岁月号”沉船疏散和救援不力，很多韩国人却把责任归咎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方面。
《中央日报》还发表了另一篇社论，题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做该做的事”，敦促所有韩国人都应该反省。“我们怎么能够在面对重大灾难时，总是把信任寄托在重复犯错的政府身上？要牺牲多少生命、经历多少次悲剧我们才能认识这一点？所有人都必须承认我们在对待安全和生命时，是多么地冷漠。这种冷漠造就了今天这个不负责任的社会。要想有所改变，所有人都要行动起来。”
韩国人对传统文化认同很强，但对近代国家却是一种自虐史观
韩国人自认“三流国家”、对民族性进行反思，这似乎不符合一般国人对韩国人的印象。在多数人的认知中，韩国人民族自豪感强烈，对本国文化、饮食也情有独钟。的确，韩国人对本国传统文化认同感很高，但对韩国近代国家、政治和社会方面，恰好相反。200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中心对34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的“爱国心与自豪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仅排名第31位。前韩国总统卢武铉在执政时谈及韩国现代史时曾表示“这是一部正义宣告失败，而机会主义得势的历史”，这也深深反映出韩国人对现代国家的不满。韩国学者李夏庆认为，这种消极的自我意识衍生出了一种自虐式的历史观。他称，每次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看见示威人群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的场面。如果政府推动立法活动，那么在野党和进步团体立刻会煽动进行反对。混乱的反对口号完全不顾立法的动机以及合理性，淹没了政府关于现实必要性的声明。而通常，只有在落后国家而不是一个还不错的国家才会看见这样的场面。
 韩国人颇为刚烈的示威文化，与自虐史观有一定关系而韩国媒体在点评国内各个事件时，往往就是认为自己是“落后国家”，这并非本次沉船事件才首次出现。如今年2月17日，庆州海洋度假村体育馆倒塌，在那里举行新生欢迎活动的釜山外国语大学学生等1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有论者就痛切地指出——“再次发生落后国家式的惨案，请让我们放心生活吧！”“看到如此荒唐的事故，很多国民应该都会觉得韩国安全相关系统仍然没有摆脱落后国家。”2009年，釜山射击场火灾惨案造成15人死亡，论者称“惨案再现落后国型的麻木的安全观”。韩国结核病发生、死亡率位居OECD（经合组织国家）第一位，论者称“韩国正受着落后国家的疾病的煎熬”；韩国在OECD国家中“走路的行人被车撞死的可能性高”，也被认为是“属于社会退步的形态”。
这种自虐史观，也形成了一种耻感文化。在这次沉船事件中，不管是获救校监自杀，还是总理引咎辞职，都是耻感文化的一种体现。当然，并非所有韩国人都具备这种意识，如这次船沉没时急着自己逃命的船长，既没有泰坦尼克号上船员的绅士精神，也感觉不出来有什么知耻意识。
有些进步确实可以靠“耻感”得来
然而，要想达到物质、精神方面的全面现代化，首先需要认清楚问题所在，若连问题都搞不清楚，那就别谈解决了。这种“三流国家的耻感”就很容易让韩国人认清自己面临的问题，甚至已经形成全民痛定思痛要共同解决的氛围，这就是“耻感”带来的作用。这种“耻感”也能带来前进的动力。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韩国是二战以后所有国家中做得最好的例子。这个邻国如何做到，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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