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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成为“家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总是以“错误”和“原谅”这样的概念来想问题了。你会学着，去体谅与理解。20年前的女同性恋故事，几经分合，催人泪下。
一种爱情，一种家庭 文/丁卉 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R女士的家。 庭院不大，灌木却修剪得齐整，在粉色的霞光里，透着一股盎然生机。 R女士是位非常有名的family lawyer，和我们的老师是好朋友。这段时间她在休假，顺便给新书写结尾。偶然和老师聊天时，R女士听说她有几个学生都在学家庭法，就邀请我们去她家喝茶，聊聊这些年她的执业经历。
我这大半年学family law的心得，总结有二。第一，家庭是一纸不由个人掌控的合同。第二，每场婚姻的核心都是关于财产与孩子的战争，无论这种战争是否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我承认从家庭法的角度看“家庭”，总是毫无浪漫美好可言的，就像天天用面粉鸡蛋做蛋糕的师傅，闻到普通人鼻子里蛋糕的香气会觉得想吐一样。 我学得越多，就越无法想象一个理性的人会去“成家”。大家都说，想和一个人一直在一起必须是因为爱情，不能将就。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爱情，可以让一个真诚的人在理性的状态下去承诺一生。 或许是我不懂爱情吧，但我总觉得一个人的感情是这么漂浮不定的东西。我们或许会在一段时间很爱，或者因为方便/期待/责任而想要尘埃落定。但在“未来是未知的”这个命题下，我们总有可能遇见更喜欢更有吸引力更“爱”的人，那要怎么对另一个人承诺“一直最爱”或者“与子偕老”呢？ 我妈说，成家要想清楚。我却觉得，决定成家的人是不能想清楚的。最好有点愚昧。至少，要有一身孤勇。
我的同学按响了门铃。和我想象的一样，R女士非常优雅美丽。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金色的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用一枚翡翠镶金的簪子松松扣住。几缕发丝垂在耳际，眉目舒展，笑容谦和。 她让我们进屋，安排我们在客厅里坐下，给每个人盛了一盏茶，然后就开始和我们寒暄大二的生活。她的语速偏慢，说话的时候眼里都是慈爱的笑容，让人很难把这位年过半百的女士和“离婚诉讼”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政府减少家庭诉讼的法律援助，聊到离婚财产分配的合理性，再到妇女儿童权益，对话很愉快，但却没什么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感觉像在收听BBC的头条新闻集锦。 直到，某个时间点，我们听见从对面一间房里传来重重的咳嗽声。 R女士听见声音，表情沉了沉，低下头看了看表，然后对我们说：对不起我要离开一下。我的妻子大概醒了，我要去拿药给她喝。请你们稍等几分钟。然后，她不等我们回答，就起身离开了。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
同学A问：她刚才是不是说了“妻子”这个词？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就都各怀揣测，沉默无语。 R女士回来之后，看见我们一群小孩子表情尴尬，欲言又止，自己先笑了，说道：我和我的妻子已经在一起三十多年了。好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不能算我的妻子。毕竟，Marriage (Same Sex Couples) Act 2013去年才通过。这些年，我们只能算同居而已。 同学B略带感慨的说：请原谅我们的失态。我们是真的没想到…… R女士说：没关系，我完全能理解。比你们夸张与恶毒的反应，我见多了。 我本来想打个圆场赶快跳过这个敏感话题，就说道：你的妻子生病了吗？Cambridge这个季节天气反复，容易感冒，要注意保暖啊。 R却微笑着说：倒不是因为感冒。她是肺癌晚期，所以才总是咳嗽。 她笑得高贵冷艳说得云淡风轻，却让我八脉皆断五内俱焚，一下子不知道是该道歉自己提起了她的伤心事，还是该秉持我一贯作风，更加云淡风轻高贵冷艳的“哦”那么一声。
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话题却也再绕不开她和她的妻子了。
R爱上她的妻子J，是在大学。但那个时候同性恋就是自作孽，她们当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在一起，甚至彼此也都没有挑明过什么感情。她们只是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很知心，很亲近。像好朋友一样。 R说，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爱情”，是J要嫁人的时候。她那时前所未有的绝望，不能思考，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就这样放开手。于是她非常自私的跑去，告诉了J自己所有的想法。 J说，我也爱你，可是我们都无法给对方什么。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爱情战胜不了。我有对我父母的责任，我也在乎社会对我的看法。我要去结婚生子，为人妻母。你也该如此。 然后J嫁了人。 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R没有再联络她，而是专心于自己的律师事业，发展女权运动，也读了很多关于性别认知与取向的书。几年后，有天她接到J的电话，J哭着说她的丈夫有了新欢，对她不好，请R帮助她离婚。 我想那个时候，R大概就像“最后的朋友”里岸本瑠可接到蓝田美知留电话时，那样既心碎又心疼吧。她立刻把J和她的孩子接到了自己家里，悉心照顾，同时代表J，向她的丈夫提出了离婚诉讼。
她对J说，我想给你一个家。
同学A是个泼辣的东欧妹子，对家庭的看法比我还悲观，而且刚刚分手情绪不佳，就直接地问R：那时你离婚的案件也办了不少，为什么还想给人一个家呢？何况，她先选择离开你，你能原谅她？这最后一句话问的特别有个人代入感，我都能看见她眼底泪光闪烁。 R回答说：小的时候爱情就好像一场战争，总有高下输赢强弱对错。年纪大了，权衡的利弊太多，人所剩的往往只是一点念想。不过是想要去尽力维护这个念想罢了。然后，又玩笑又深意地讲了这么一句：人好像总在别人最想不到的地方，最执念。
R和J住在了一起，却没有就此过上幸福的生活。R的老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听见了关于她们的闲言闲语，对R再三警告威胁。同时，R的爸妈知道R与J的事情后，大动肝火，颇为狗血的说，若是R与J不断绝关系，就不再见R。 那个时候R觉得压力很大，干脆不去上班，每天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有时候也会对J莫名的发脾气。J不反抗，只是默默的清理满地的烟灰，照常接女儿放学，更加认真地做家务，一天两班地做着她售货员的工作补贴家用。 后来，R的母亲中风，R回家探病。 探病的第三天，她打电话给J说，我受不了了。就这样吧。你走。 J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是一九九三年。我们还在摇篮里，不停不休地哭闹着。
J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R拼命地工作。 她说，一个人的意念其实很强。只要你对自己够狠，就真的不会再想起你不愿想起的事情了。只要够狠，就可以把自己的愧疚遗憾全部锁起来。可是这样的封锁，却往往很脆弱，再也经不起世界别样的折腾。 九八年的时候，R的父母出车祸，抢救无效相继去世。她说她永远记得，那天爱丁堡下着大雨。她割破了自己的手腕，看见鲜红的血流进浴缸。我不知道，那种血与水交融的感触，是不是会给人一种温柔的错觉。 她醒来的时候，J坐在她身边，给她削了一个苹果。R咬了一口，满嘴苦涩。 然后，J搬了回来，一切如常。R换了工作，开始致力于各种宣传同性恋权益的运动。她写了很多文章，参加了无数演讲与会议。被家族唾弃过，也被路人咒骂过。但她说：我看见J的时候，心中总是很感激。我一直记得这种感激。我想完成对她的承诺，给她一个家。 渐渐地，J的女儿到了青春期，十分叛逆不羁。她拒绝和R说话，脾气暴躁。一次她和R吵架，很直接的说：这里从来不是我的家，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资格管我。我以你们为耻。 J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那是R第一次看见J对人动手。女儿跑出了门，两个星期没有回来。J很担心，白天四处寻找，晚上却整夜不眠。一个月后，女儿打电话回来说：我无法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你搬出来，或者我走。 J接到电话，一天没有吃饭，没有说话。第二天清晨，她对R说：对不起，我必须搬出去。 R说：我明白。
J走了，R更加投入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运动。从两千年开始，很多运动的扩展逐渐加强，规模增大，R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她说，有段时间，就好像一下子从社会敌人变成了人权斗士。而她知道，很多东西在慢慢改变。她每天都在更加接近，对J的承诺。
二零零八年，J搬了回来，在她女儿的鼓励下。那个时候，J的女儿已为人母。零八年圣诞，她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带着丈夫和儿子，到New Hampshire与R和J一起过节。圣诞大餐吃到一半，她忽然哭得很伤心，对R不停地道歉。一家人都红了眼眶，却也没有人再多说一句话。
此后的时间里，总算是快乐多过心酸。Labour和Conservative政府的幕僚，来请教过R对家庭法法案的看法。Law Commission关于同性恋婚姻立法法案的Consultation Paper，也几番经手了她。 2013年，就在Marriage (Same Sex Couples) Bill在House of Common经历终审阶段，J被查出肺癌。 她经常疼得半夜惊醒，无法呼吸。但R说，她非常坚定地要活到2014年6月3日，因为这一天，会是Marriage (Same Sex Couples) Act 2013 正式被brought into force的时间。
R把故事讲完，说了一句，我真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我怕我们会来不及。 然后她又转向A（已哭成SB），说，其实就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还想说，爱情甚至家庭，都不是永不放弃的承诺。我们都被人放弃过，也会选择放弃别人。生活太艰难，很多事我们都只能尽力而为。只是当一个人成为“家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总是以“错误”和“原谅”这样的概念来想问题了。你会学着，去体谅与理解。 杨澜说，爱情是肝胆相照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以及铭心刻骨的恩情。而“家”，或许是无法肝胆相照时的守望，无法不离不弃时的包容，的确，还有铭心刻骨的恩情，坚持与孤勇。
我真的祝福，她们能来得及。（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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