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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的中庸之道使中国人不愿意冒风险，不愿意管闲事，大部分人都选择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布朗临行前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一个中国母亲在儿子出门前往往会嘱咐儿子“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同是母亲，做法绝然相反。这种差异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生活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证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保护自己的方式，“枪打出头鸟”是中国人所忌意的，谁也不愿意多管闲事，当出头鸟。 在中国，消极避世的好处是因为它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大的危险。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 东汉末年，面对积弱腐败的汉王朝，当时的文人学士对国家政策及皇亲国戚的行径进行了无畏的抨击，并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由于没有人权法律的保障，这个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了，学士们不是被处死、流放就是被监禁。这次对士子们的镇压史称“党锢”，自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变聪明了，开始了消极避世，把对政治的兴趣转移到对醇酒、女人、诗词和道家法术的狂热追求上来，以保全自己高贵脆弱的生命。 消极避世的好处就是使知识分子变聪明，变老猾。所以中国最聪明的记者都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他们就像高明的外交家一样，不对任何人生和国家大事进行评判，特别是对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宁愿把头埋在沙子里。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一个没有个人保障的中国，消极一点，圆滑一点，也就离是非远点，离地狱远点，消极避世是个人自由的宪法保证。 所以，在中国，消极避世是一种积极的人生生活态度，也是保护自己好好活着的唯一安全的方式，是比拿起刀子来自卫还更好的自卫手段，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优良品质，几千年来，我们的人民一直在培育这种品质，完善这种品质，就像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软体动物经营自己的贝壳一样。 因此，对于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中国人不会站出来，他们宁愿躲进自己的甲壳，微眯着眼，冷静的观察这个世界，他们更多的求助于佛教，希望轮回能够惩罚这些丑恶的世人，有时他们也做做梦，在梦中挺身而出、充充英雄。这也是中国人喜欢看侠义小说的原因，如金庸的小说及《水浒》在中国就大受欢迎，因为读者们希望这些书中的英雄人物来现实中惩恶扬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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