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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也乐得以逸待劳，很快就在邓州花洲书院看图作文写成了《岳阳楼记》。不过你利用我，我也敷衍你，顾左右而言它。且看文本，范仲淹写滕子京先“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后“属予作文以记之”，说明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是“增其旧制”，即扩大它原有的建筑规模(如在楼北新建了燕公楼，专祀唐朝修过岳阳楼的张说)；软是增加原有的诗赋和文章数量，包括函请范仲淹写的这篇记文。 但接下来范仲淹再没有描述岳阳楼的任何建筑，没有比较岳阳楼的新旧之变，只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继而比较其阴晴之变；对于迁客骚人和他们留下的诗赋也是嗤之以鼻，认为不外乎是两类，一类为自个儿的失意悲愤，一类为自个儿的幸运喜洋洋。注意，这其间有两处反话，一、决定登楼者心情的不是天气，而是自身物利的得失，外部的阴晴乃是内心悲喜的投射；二、“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中的“宠辱偕忘”是反语，实际是辱忘而宠未忘，因宠获物，由物生喜。与上文“忧谗畏讥”相对。 可以见得，范仲淹并不想做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吹鼓手，迁客骚人可憎，不辨美丑为之树碑立传的人同样可憎，无非是想用纳税人的钱排遣更大的辱，邀取更大的宠。事实确也如此，岳阳楼修竣后，别人向滕子京道贺，他回答：“落成甚？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那个矫情而悲呀，真正比骚人还骚。 有意思的是，几乎同时欧阳修也收到了滕子京关于偃虹堤水利工程的求记书。由于欧阳修不了解滕子京的为人，就在《偃虹堤记》中按照图样和信使的口述做了直描，堤坝如何重要，如何雄伟。最后还为滕子京的贬谪鸣不平，称其大材小用。但范仲淹很警惕，没有落入滕式圈套，只写无关乎政绩的洞庭湖，并在最后叹曰：“微斯人，吾谁与归？”意即我只能求诸古人，于现实世界找不到同道，你子京也不是我的同道。比较欧阳、范两位大师，方知朱熹对后者评价的“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不是虚言。 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又在开篇盛赞滕子京“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呢？又是一串反话！第一，上任才一年时间，不可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充其量是百废初兴；第二，庆历新政刚刚因保守派阻车而失败，岳州不是世外桃源，滕子京不是体制外的太守，不可能做到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果然如此，必是表面文章！范仲淹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了同样的表面文章明褒暗贬。一个心忧天下的人是不会与同僚同病相怜、互吹互捧的。何况之前已经有人诬告他与韩琦暗结朋党。 接下来还是一个倒装句——“乃重修岳阳楼”。从字面看滕子京是将所有行业都振兴了，最后才来重修岳阳楼，先经济后文化，先民心工程后形象工程。实际情况是，前面只开工做了两件事，修筑偃虹堤与兴办学堂(此事函请尹师鲁写了《岳州学记》)。倘若还有别的事迹，滕子京断不会隐瞒，必定四处求记。而偃虹堤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洪水冲击岳阳楼，属重修岳阳楼的配套工程。所以，是重修岳阳楼在先，百业俱兴的错觉在后。 [责任编辑:窦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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