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孟子的君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范仲淹的思想显然更加深刻：一、有层次。范仲淹的忧乐情感是破立在悲喜情绪之上的，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二、无局限。不止君王要忧国忧民，每一位官员，每一位知识分子(相对强势群体)都要为民着想，为民服务。三、讲次序。不仅要忧乐与共，更要先忧后乐，将自身利益放在所有民众之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原创性的警句，范仲淹却偏偏假托古人立言——“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为什么？因为他无意标新立异，无意抢占道德制高点，只想借圣贤之力，并用比圣贤更偏激的方式尽快抑制浮华之风，重振改革正气。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岳阳楼记》写成23年后迎来了声势更加浩大的王安石变法。时至今日，先忧后乐依然是矢志变革者的价值标杆和行为准则(消费主义的改革派除外，他们比滕子京更假，只乐不忧，以忧为乐)。 由于范仲淹要用《岳阳楼记》表达自己不变的政治抱负，传播自己新创的改革宣言，所以刻意对滕子京大加恭维并作慰勉规劝状，他知道这位好友定会转悲为喜，定会将这篇记文高高悬挂在岳阳楼的正中央。诚所谓，非君子不足以制小人，非小人不足以养君子！(完) [责任编辑:窦宝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