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么就成了一个写小说的人？这是连我自己都常感费解的问题。想了很久之后，才隐约地找到一个勉强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这可能跟我小时候听故事的经历有关。 我童年时代的农村，不要说电脑、电视、电影，连电都很少有，偶尔来一个耍猴的，敲一通锣收了钱就走。我比别的孩子幸运，有一个当过保育园园长的奶奶，她在哄孩子期间积攒下大量的故事，使我除了撒尿和泥玩之外还有更高级的文化生活。后来我想，如果没有我奶奶的故事，很难想象我的童年会多么贫瘠。再后来我又想，如果小时候我没有听故事的经历，只看过几次耍猴，就可能不搞文学，去当演员了。 但稍大一些后我就不再喜欢我奶奶的故事。因为我的长辈中还有一个能讲故事的人，那就是我外公。我外公是个泥瓦匠，喝酒、吹牛都是一把好手，经常蹲在墙头边砌砖边给人讲故事，扯着嗓门讲。只要他在，工地上没人能插上话。我从小话多很可能就是他的遗传。我外公讲的故事跟我奶奶讲的不同，我奶奶讲的都有教育意义，但听多了就不想听，我外公的没有什么意义，都是神神鬼鬼，让人听了还想听，同样是某个树林子里闹鬼的故事，他讲的版本跟别人不一样：一个好吃懒做的女人装病躺在地上请求骑车路过的男人搭载一段，快到小树林的时候女人就往脸上挂猪肝，等男人回头一看以为是鬼，吓得扔了自行车就跑。他的鬼故事里其实没有“鬼”，只有“人”。这种风格直到30年后我才知道叫“魔幻现实主义”。但我外公没有文化，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我外公的故事让我知道，只有讲得跟别人不一样，故事才能吸引人。这一招我很早就学会了。我三四岁时有一次我爷爷上楼抱柴火，一脚踏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我奶奶回来后我跟她汇报整个过程，只用了一句话，却让在场的人至今仍能记住。我说，爷爷像马兰花一样飞了下来。《马兰花》是我印象中看过的第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一个采药的老头从很高的树上掉下来，在空中飞了很长时间。 那是我人生中运用的第一个比喻。我的立场和感情当然受到了全家人的严厉批评，但也从此体验到了语言的杀伤力。这让我越来越感到说话是件很艰难的事。所以每次写小说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害怕自己写出的字都是废话。 当兵可能是我一生的转折。那年18岁，从南方一夜之间到了塞外。这个时期去当兵，意味着环境的艰苦、言行上的约束都集中在人生理上最活跃的青春期。当然，自然环境越是艰苦，言行上越是受约束，思维往往越是活跃。当新兵的时候，我在家属院打扫卫生，凭着各家各户厨房里飘出的香味，我能闻出谁家吃的是什么饭菜。我和一个山东兵搭档值勤，在马路边一站就是半天，我们经常凭着蹄掌声猜路过的是马、是驴，还是骡子，谁猜得准赢花生米吃。我后来写小说时的想象力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为了赢花生米训练出来的。不幸的是，为了感人，我发挥想象力过度，在小说里把那个山东兵给写死了，让我一直感觉对不起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