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的文学原型意义1

     佛经是东方文学的一个象征渊源和原型库，因而对其进行原型分析是大有可为的。荣格和弗莱等人的原型批评理论主要基于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研究考察，他们是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以特定的文化视野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而对于更丰富、更广阔、更加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和文学所知甚少，间或涉及也多是无知妄说，难免偏谬。这样建立起来的“文学人类学”〔1〕当然是有缺陷的。实际上，  原型批评是对于文学的一种文化批评，其理论方法和对象都与一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因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就应该有不同的原型系统。弗莱标榜他的原型批评是像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和生物学一样的科学，然而只根据一种文学传统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假说，是否科学，还有待于其他文化系统的检验。即使假定它是科学的，也需要其他文化系统的材料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弗莱在创建和阐述其原型批评理论时曾广泛借助于《圣经》，将其视为“西方传统中未经置换变形的神话的主要来源”而着重研究。〔2〕实际上，佛经无论在古老程度、  规模容量以及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方面都不亚于《圣经》。如果说《圣经》是全面了解西方文学的必要基础，那么，也可以说佛经是全面了解东方文学的重要前提。因为产生于南亚又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一带广泛流传的佛教，在东方诸文化之间起了沟通和整合作用，作为佛教文化主要载体的佛经便成为东方文学的一个原型库。本文以原型批评方法来研究佛经，旨在挖掘佛经中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原型，进一步揭示佛经的文学价值及其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通过佛经文学与原型批评理论的互相阐发，丰富和发展原型批评。
                        一、模式的探讨
        原型批评的显著特色是对文学的宏观分析和整体观照，其具体成果是从文学史上林林总总的文学现象中归纳出几种原型模式。弗莱在这方面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他所概括的一些原型模式在佛经文学中既有对应，也有差异，值得进行比较研究。
        其一是死亡—复活的原型模式，特点是将英雄神话原型扩展为一种普遍的生—死—复活的循环模式。〔3〕在佛经文学中，  与这种生死复活模式比较接近而又分量相当、地位相称、具有可比性的是轮回转生模式。轮回转生理论认为人有前生、今生和来生，其间生命主体不断生死流转。这种理论与业报理论相结合而形成业报轮回思想，由生命主体生生世世所作的善恶不同的各种业力，决定其转生的不同档次，从地狱饿鬼、动物、人类到天堂神仙，无一不受业报轮回的制约，在宇宙中生生死死流转不息。佛经文学中的主角佛陀是经过无数次的轮回而生为释迦牟尼的，《佛本生经》便描写了他五百多次转生的故事。佛的弟子们也都有自己的前生后世，佛祖说法中时常点出某一角色是某位弟子的前身或预言某弟子的来生前途，《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则集中讲述他们的前生故事。轮回转生观念在印度源远流长，而且通过佛教的传播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民族所普遍接受。轮回转生与生死复活模式有相同之处，如同样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超越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等。但二者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一是不同的原型特征。生死复活模式的个体具有不变性，而轮回转生是在不同的生命个体之间进行的。其二是不同的伦理内容。二者都表现了对人类死亡悲剧的象征性超越的生命意识，但轮回转生与众生平等和善恶报应等伦理观念紧密联系，表现了对和谐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追求。其三是不同的象征渊源。与生死复活模式基于自然节律不同，轮回转生的象征渊源更为深广，也更扑朔迷离。学者大都认为轮回转生观念源自非雅利安的印度土族文化，可以上追到公元前三千年前的古印度河文明。但由于古印度河文明的文字还未破译成功，因此难以找到确凿的文字材料和可靠的神话阐释，只能根据蛛丝马迹来推测和想象。如有人从图腾崇拜中寻找其象征之源；有人从宇宙演化中探索其想象基础。〔4  〕也许二者的结合才形成了轮回转生的神话原型，因为轮回转生中既有和图腾相关的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又有时间无限循环不息的宇宙意识。
        其二是文学类别模式。弗莱以主人公的能力大小及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为依据，将文学作品划分为神话、传奇、史诗悲剧、现实主义和讽刺五种基本类型。〔5〕在佛经文学中，  这五种模式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人物和作品。如被神化的佛祖如来和诸大菩萨属于在种类上高于他人和环境的神，他们神通广大，超越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在变化，任意而为。佛经——尤其是大乘佛经——实际就是以佛和菩萨为主人公的系列故事。作为教主和导师的释迦牟尼佛和他的一些著名大弟子则属于传奇主人公。释迦太子的出生与众不同，有许多异兆和奇迹，构成佛经中十二分教（或九分教）之一的“未曾有”或“希有法”。他的出家、求道、悟道和传教过程都具有传奇性。他的一些大弟子或者有不平常的经历，或者具有非凡神通，也都富有传奇色彩。释迦牟尼和他的大弟子在程度上高于他人和环境，行动卓越非凡，但他们是人而不是神，因而以他们为主人公的早期佛经，大部分属于传奇作品。佛经中也有一些属于“高贵的模仿”的作品，主人公或者是佛弟子，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或者是佛陀前世转生的人物，行善立德，舍身求法。如《太子须达拿经》中的须达拿坚持信念不惜施舍一切；《贤愚经》中的尸毗王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换取一只鸽子的生命。这都属于佛教提倡的高尚行为。有些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可归入“低贱的模仿”之列，主人公大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普通人或佛的一般弟子，具备七情六欲，常有错误过失，是那种既不高于他人、也不高于环境的平常人。如《中阿含》中的《赖吒和罗经》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普通僧人，他先要求出家，父母不同意，他便不吃不喝，父母只好任其出家，没有任何神奇高贵之处。一些律经中常有关于戒律制定缘由和过程的故事，一般是有的僧人犯了过错，佛陀因此订立规章作为惩戒。至于主人公在智力和能力方面都低于常人的讽刺性作品，在佛经文学中也不少见。佛教强调智慧的作用，因而常以愚痴为讽刺对象。如《百喻经》（又译《痴华蔓》）便是一部专讲愚人故事的作品，收集了近百个小故事。另外，《贤愚经》、《佛本生经》等佛典中也有许多讽刺性作品，有的讽刺不明事理的愚人，有的讽刺贪财吝啬的商人，有的讽刺忘恩负义的小人。弗莱总结的五种文学类别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但他以五种模式的依次更替来解释文学发展过程却显得牵强。从佛经这一文学现象便可以看出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如果把佛经看作一个时代产生的一部作品，其中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模式，不存在循环问题。如果着眼于佛经产生的历时性，将它看成是历经千年不同时代的产物，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与弗莱的循环模式也相去甚远。早期的阿含类佛经写实性最强，基本上忠实地记录了释迦牟尼传教说法的真实情况和佛教僧团发展的状况。数百年后产生的大乘佛经才开始神化佛陀，创造神通广大的菩萨形象和有关他们的神话故事。佛陀形象经由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不断创造，逐渐被神化。而弗莱的五种模式却打破了这种创造的历时性。另外文学类别以主人公能力大小为基础划分也有问题，如佛陀在佛经中具有不同的身份，他是经过无数次轮回而生为释迦王族的太子，他是经过长期出家求道修行圆满而得道的觉悟者，他是创建僧团游行教化的沙门导师教主世尊，他又是全智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因此关于他的故事就不能只属于一种类型。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意义和叙述的辩证模式。弗莱认为文学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叙述运动，一是自然秩序之内的循环运动，二是自然秩序和启示世界之间的辩证运动。自然循环的上一半是传奇和天真类比的世界，下一半是现实主义（反讽）和经验类比的世界。由此可以得出四种主要的叙述运动类型，即传奇中的上下运动和经验中的上下运动。向下是悲剧型运动，向上是喜剧型运动。这样就有了四种文学叙述的基本要素，弗莱称之为叙述程式或类属情节〔6〕。  其叙述程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运动图示来表现：
                                ←传奇（浪漫主义）
                愿望：（天真类比的世界、理想的境界）
            悲剧↓                                                    ↑喜剧
            焦虑：（经验类比的世界、非理想的境界）
                                反讽（现实主义）→在佛经文学中，这种辩证模式有普遍性的表现。四种基本途述程式完全具备。属于传奇式叙述的有关于33天的天界故事，有关于佛国净土庄严殊胜的描绘，还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讲述等等。相对的反讽和现实主义的叙述有关于地狱的故事，有对现实苦难和不幸的描绘，还有关于未来世界劫难的讲述。有些作品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佛教初创时期的社会现实，真实描写了僧侣们出家前后的生活，也属此类。向下运动的悲剧性叙述有关于佛陀灭度的故事，如属于小乘佛典的长阿含中的《游行经》和属于大乘佛典的《大般泥洹经》等都是描写释迦牟尼寂灭涅ｐáｎ＠①的作品。另外还有关于人生无常、盛者必衰的故事等皆属此类。向上运动的喜剧性叙述有大量的善有善报的故事，有历经磨难最终团圆的故事等等。由四种基本程式的辩证运动而形成的混合型叙述模式在佛经文学中也大量存在。如许多结局美好的神话故事都属于喜剧性传奇，许多舍身求法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都可以看作悲剧性传奇，许多愚人故事属于反讽式喜剧，大量恶有恶报的故事可以看作悲剧式反讽。坚实的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分析学的理论基础使原型批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佛经的神话特征、传播构成和包罗万象的巨大容量，使它能够接受各种批评方式和文学理论的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