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后，在当代小说创作几乎向着西方现代派文学一边倒的情况下，谈论这个题目是要冒风险的。但是在今天，它的“新意”又出来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我们几乎可以说，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检验作家是否是一个成熟作家的重要的标准。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可以认为的是，站在一线的小说家，背后都有一个自己的“传统”。比如贾平凹与明清小说、王安忆与海派文学、余华与鲁迅、苏童与传统写实小说等等。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莫言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到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演讲词里提到了《聊斋》，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多已是小说大家的人，都意识到光是一味谈西方现代派文学，显示的只是自己的短视，是小家子气的行为。以前所有唯西方现代文学为是举的激昂言行，即使别人不指出来，也已经差不多变成了一种笑柄。
但是，由于现场批评更热衷于各种新小说的介绍和宣传，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又一直滞后于文学批评，更由于当代文学从业者都没有严重意识到如何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一个重要作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就使此话题始终停留在人云亦云和模模糊糊的状态。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与小说家的关系不是被动的、从属性的，有头脑的小说家也不一定不想了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家如何看待他们的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与当代小说家就像是一对总是失之交臂的闹矛盾的夫妻，他们找不到机会把双方的问题集中到一个聚焦点上。进一步说，没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帮助的当代小说创作，除了少数极自觉的作家，大部分作家都会处在盲目重复自己的状态，即使有些好像极自觉的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停留在表面上，是无法真正深入下去的。
我们都知道艾略特有《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杰出的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优秀的作家只能在“伟大传统”的轨道上实现自己的才华，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脱离本国传统文化而取得艺术成就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始终没有对贾平凹与明清小说、王安忆与海派文学、余华与鲁迅、苏童与传统写实小说这些话题展开过系统、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没有这种扎实可靠的成果摆在当代小说家的面前，他们只能在自我的文学隧道中默默地摸索。没有研究成果作为作家创作的重要“参照物”和前提，随便地粗鲁地指责作家缺乏自觉性的评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所以，回溯我这篇短文的叙述，我最后想指出的是：一，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们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应酬活动，坐下来给自己补一补传统文化的课，让自己不只是一个单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家，同时也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因为这种传统文化的补课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家们也应该坐下来，少弄一点时髦话题，去简单指责作家的不是，而是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一个个具体细小的问题。从一个作家做起，从一个问题做起，积少成多，为当代一流的小说家提供高水平的丰硕的成果。我认为只有这样，“当代小说应如何面对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才能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变得有价值起来，引起文学界的真正的关注。最后，我说的是，当代小说家如何面对“中国传统小说”、“中国现代小说传统”和“西方19世纪小说传统”，是到了应该好好想一想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