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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曾指出，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假设你来到中国，如果是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繁华都市，你一定不会怀疑进入了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如果走进中国西南、西北的小村庄，你也一定会感受到置身落后地区的心灵震撼。
2011年“城市中国”元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说，201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成为“城市中国”元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了一半，达到51.3%。这对于一个有上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民大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中国城市化率这个数据值得仔细研读。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数是13.39亿，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3亿人，占50.32%。根据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48亿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1亿人，乡村人口是6.57亿人，城市化率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1.26%。
这个城市化率预示着什么发展机会？对于世界发展来说，一个人口超过13亿人的大国，在人口数量上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形成一个近7亿人的城市市场，对全世界经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中国发展来说，城市化率超过50%表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互相促进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城镇化战略开始迈入一个新的重大历史机遇期。
这个城市化率也展现出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重大挑战。按照统计局定义，我国城镇人口是城镇常住人口，包括在城镇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的所有人口。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离开居住地半年及半年以上）是2.6亿人，不包括这些流动人口，城镇户籍人口是4.3亿人，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1.9%。根据调查估算，我国大约有1.5亿流动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使得这些城市建设者不能充分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发展成果，这成为中国社会管理中最为突出而又最难解决的一个难题。
中国二元经济图景：城镇群落与乡村群落比较
根据国务院2008年发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以民政部确认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它地区；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另外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乡村是指上述城镇以外的区域。
城镇群落得到国家扶持并取得了巨大发展，乡村群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补贴城镇而出现了发展滞后。特别是因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我国城市和乡村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差别，这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社会矛盾。根据民政部《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城乡单位总体情况如下：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省级行政区划单位34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33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53个（其中包括市辖区857个，县级市369个，县1456个，自治县117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40466个（其中包括镇19683个，乡12395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7.9万个，其中：村委会59.0万个，降低0.8％，村委会成员231.9万人，比上年减少1.5万人；居委会89480个，增长了2.8％，比上年增加3.3万个，居委会成员45.4万人，比上年增长3.4%。
我国的城市数量和发展规模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东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形成了不亚于国际大都市的繁华都市。1978年我国城市总数为193个，2011年增加到657个，2012年又设立了三沙市；1978年我国小城镇2173个，到2010年增加到19410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3%左右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3%左右的人口，创造了36%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公用设施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人居环境得到改善，从2000年到2011年，我国城市用水普及率上升了约33个百分点达96.7%，燃气普及率上升了47个百分点达92.0%，污水处理率上升了48个百分点达82.3%，人均道路面积从6.1平米上升到13.2平米（2010年数据），人均居住面积从20.3平米上升到31.6平米，普通中学从17803所增至19445所，医院卫生院从18657所增至19950所。
我国的乡村群落虽然总体发展水平有很大提高，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其发展现状还是落后的，并且出现了加速缩减的趋势。从2004年到2011年，我国乡级政府从17534个减少到13587个，缩减了22.5%；我国的村委会从644166个减少到589653个，缩减了8.5%，减少总数为54513，七年时间里平均每年减少7788个，每天平均减少22个村委会组织。从2000年到2011年，我国乡村人口减少了1.5亿以上，从8.1亿人减少到6.6亿人，减少了18.78%；我国乡村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为8.6亿人，16年来共减少了2亿人，减少了23.3%。
我国不仅存在城镇群落和乡村群落的二元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还形成了“城市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 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增加473万人，增长3.0%。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961万人，比上年增加377万人，增长3.0%；举家外出农民工3375万人，增加96万人，增长2.9%。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增加510万人，增长5.4%。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2012年末仅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8％，但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回落9.4个百分点。从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的居住情况来看，在单位宿舍中居住的占32.3％，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4％，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6.1％，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19.7％，独立租赁住房的占13.5％，有13.8％的外出农民工在乡镇以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仅有0.6％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分别比上年提高0.4、0.4、0.2、0.4和0.5个百分点。解决城市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之一。
中国二元经济历史：城乡关系的发展演进
我国二元经济城乡格局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农保城（1949年至1978年），推行重工业发展战略，城乡关系是以农村保城市为特征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发展阶段。农村对我国工业化和城镇的支持，主要是通过缴纳农产品剩余提供积累和降低城市成本，具体形式包括农业税、剪刀差方式的统购统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全民公有制的计划招工，基本杜绝了城乡之间的人口自由迁徙。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从10.6%上升到17.9%，不仅低于世界城市化率，还低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在第一阶段中，政府是城市化直接主体，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制约，农村劳动力处于隐形失业状态，城乡运行具有高度排斥市场经济的特征。在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城乡差距在收入上不明显，主要体现在城乡享受的国民福利待遇不同。
第二阶段城乡竞争（1979年至1997年），农村改革深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关系开始了城乡竞争发展阶段。伴随着农村从安徽开始的农村承包制改革，特别是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我国城乡关系的性质和形式发生变化，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市场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农民开始进城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乡村资源包括资金和土地开始支持工业化，我国乡镇企业92%分布在自然村，由于布局分散，社会成本极高。这一阶段我国的城镇化率开始获得发展，从1979年的19.99%，到1997年发展为29.92%，在这18年中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这一个时期一个明显特点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1978年到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6.4%，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城乡人均收入比从2.37:1减少为1.86:1，城乡收入差距出现明显缩小。
第三阶段重城轻乡（1998年至2003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我国进一步推进城市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城乡关系又一次出现了差距拉大的局面。为了应对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开始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绝大多数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都围绕城市展开，我国城市化率开始快速发展，同时城乡之间差距开始拉大。我国城市化率，从1998年30.4%增加到2003年40.53%，6年里城市化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约1.7个百分点。从1985年开始，我国农村人均收入增速达到顶点，1985年至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2003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9422元，农村人均纯收入是2936元，城乡差距达到3.2:1，如果将各种福利这算进来，城镇与农村的收入福利差距实际上达到6:1。
第四阶段城乡统筹（2004年至今），城乡关系进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但是农村发展没有全面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其中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城乡关系进一步演化，我国城市化率从2004年的41.76%，增加到2012年的52.57%，9年提高了10.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1.2个百分点，并且城镇人口首次超越了农村人口，取得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由于政府成为城市化的主导者，特别是因为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的存在，我国城镇化的成果却没有被城乡居民公平享受到，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2004至2012年分别是3.21:1、3.22:1、3.28:1、3.33:1、3.31:1、3.33:1、3.23:1、3.13:1、3.10:1，九年里几乎没有缩小。
中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城乡关系与世界各国比较
我国城乡关系具有特殊性，不仅表现为城乡经济结构的自然演进和升级，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城市化进程还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红利。本节主要从城乡经济结构升级的角度，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城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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